第二次國共內戰發生於1945年至1950年間[7][8]:20[9]:240[10]:1-2，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抗日戰爭末期至結束後，雙方為爭奪中國的統治權而引起的內戰[11]。
1947年12月25日以前：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1947年12月25日以後：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
支持：西方集團
1947年10月10日以前： 中國共產黨
1947年10月10日以後： 中國共產黨
1949年10月1日以後： 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支持：東方集團
毛澤東 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1949年10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關於戰爭性質國共雙方觀點各異：就中國共產黨的觀點而言，該戰爭是為推翻中國國民黨統治而進行的國內戰爭[12]:4923[13]:743，稱此為「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亦稱「中國人民解放戰爭」[12]:4923，簡稱「解放戰爭」；就中國國民黨的觀點而言，該戰爭是由中國共產黨發起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叛亂[14]，稱這場戰爭為「動員戡亂」、「戡亂」、「戡亂戰爭」或「抗共衛國戡亂戰爭」。
抗日戰爭結束前後，國共間的衝突一直持續著[15]:704。國共雙方在重慶展開談判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然而談判很快破裂，內戰全面爆發。在戰爭初期，國軍一度取得優勢，佔領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張家口和延安等戰略要地。然而到1947年初，在土地改革等政策幫助下，中國共產黨逐漸開始以局部反攻以對抗國軍的重點進攻。及至1947年中，在重點進攻後，中國共產黨取得戰爭的主動權，戰局逆轉。解放軍在三大戰役（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中迅速擊敗國軍主力，隨後發動渡江戰役，並最終控制整個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則遷往臺灣。中國大陸教科書認為1949年4月23日渡過長江佔領南京標誌著戰爭的勝利，而西方史學界則一般認為1950年8月萬山群島戰役後內戰才逐漸平息[16]。
1950年3月，西昌被解放軍佔領[17]。11月，新疆反共復國軍亦於青海、甘肅一帶戰敗，此後僅發生零星戰鬥。國軍在緬甸境內、靠近滇省處部有一支部隊，即泰緬孤軍，1961年在中緬邊境爆發最後的陸上戰役江拉之戰，1975年6月中止游擊戰。雙方長期在中國大陸沿海爆發衝突，互有勝負。1979年1月1日，徐向前宣布停止對金門砲擊，至此兩岸雙方結束了軍事衝突[18][19]。然而隨著兩岸政治情勢的變化以及雙方領導人的更替，軍事緊張局面亦時有發生。
這場戰爭大幅改變中國的政治版圖和社會結構，並由此展開海峽兩岸關係。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統治範圍也因這場戰爭限縮至臺澎金馬地區和部分南海諸島[20][21][22][23][24]。
目次
背景編輯
1945年8月15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共同敵人——日本宣布投降。兩黨過去積累的歷史矛盾以及對國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顯[25]:1-2。蔣介石（下文簡稱蔣）和毛澤東（下文簡稱毛）為爭取政治主動，都高姿態謀求和平。8月14日，蔣為便於解決與中共歧見，電請毛前往重慶[26]:721。毛斥之為「完全欺騙」[27]:524。8月16日，毛覆蔣，俟對朱德要求表示意見後，再考慮相會問題[26]:721。斯大林以蘇共中央名義給毛一通電報，要他與蔣合作，毛則大發雷霆，說莫斯科為什麼不許他革命[27]:524！8月20日，蔣再電敦促，說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26]:721。8月23日，蔣三次去電敦促[26]:721。8月24日，毛稱願與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26]:721。毛說：「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時赴渝。」[28]:12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承認解放民選政府及抗日軍隊，制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地區，公平合理整編軍隊，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召開各黨派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26]:721。經過再次研究，反復權衡利弊，毛始決定應蔣之邀[28]:13。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字之手在我；必須作出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讓步的第一批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隴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佔優勢；東北行政大員由國民黨派，中共去幹部；如果這些還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28]:14。國民政府依盟軍指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接受日軍降權，但中國共產黨認為不只國軍才能受降，重慶統帥部不完全代表中國人和中國的抗日軍隊，中共以實際的抗命行動，爭取部分席位代表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雙方軍隊在華北、東北多處衝突[29]:1141-1146。
日本投降前夕，國民政府軍隊主力集中於後方，在長江以北、平漢路以東幾乎沒有政府正規軍存在，在長江以南、粵漢鐵路以東僅有第三戰區的部隊[30]。
到1945年4月，共方控制了大部分華北農村地區，根據地總人口約9,550萬，並建立起一支可以與國民政府一爭的軍隊[30][31]:10-43。在社會方面，由於戰爭之破壞，作為社會安定力量之士紳階層解體，而由於失產失業者增多，向為中國共產黨所依恃之流民也增多，這是解放軍能夠迅速膨脹起來之重要原因[15]:724。
8月9日，蔣曰：「今日接俄國已對日宣戰之消息，憂慮蕞集，而對國家存亡之前途，與外蒙今後禍福之關係，以及東方民族之盛衰強弱，皆繫於一身。能不戰慄恐懼乎哉！」[32]:618月11日，蔣命令日軍只能向他指定的部隊投降，同時要求國軍受降並收復戰略要地，對中共軍隊則命令「原地駐防待命」[33]。此外，國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前與蘇聯簽訂盟約，以接受外蒙古獨立以及承諾蘇聯在東北的特殊權益，換得蘇聯承諾東北屬於中國，不支持中共[34]:1-3。
張治中致蔣〈反對內戰萬言書〉說：「現在國際關係，雖然複雜，但無論何國，似均不願於此時發生戰爭。我國如欲憑借任何一國之力量，企圖促使國內問題之解決，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我國經歷八年餘之苦鬥，始獲得今日之國際地位，如於抗戰甫告勝利結束之今日，內部再有戰爭；且為一時不易結束之戰爭，國際友人對我國之觀感如何，不難想像。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今戰爭結束，舉國人民所歡欣仰望日夜祈求者，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今日人民之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將匯為不可遏止之時代巨流。以今日之國軍士氣與態度而論，亦不能繼續作戰，以職所接觸之若干將領中，其不願戰爭之心理，甚為普遍；且今日多數之國軍，實亦不能作戰。」[35]:735-736
9月20日，蔣說「共毛」是「惡貫滿盈，死有餘辜。」[32]:618-61910月1日，蔣說「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實不值一笑。」[36]:810月11日，蔣說「昨夜共毛談話。……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36]:113
中國國民黨接收大員貪腐被認為是觸發台灣二二八事變最直接原因，在被譏諷為劫收的接收之外，偽幣因為政府的錯誤政策急遽貶值，受占領地區人民因此受到直接的經濟損失，加上政府對漢奸懲處的範疇太過廣泛籠統，以及對前受占領地區人民居高臨下的態度相對比，民眾對國民政府在戰後復興時期的表現感到失望[31]:10-43。
10月12日，重慶《中央日報》社論：「假如中國真的發生內戰，那就是悲劇的演出。這一來，不止望和平建設如凶年望歲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將陷於絕望的深淵，中國本身的安定，固將無法確保，同時全世界也將蒙其惡劣的影響。我們過去五十年的革命流血，和八年餘的抗戰犧牲，也就換不到任何代價了。」[37]:26312月31日，蔣認為毛之來渝，乃因中蘇「盟約發表，共毛落膽，幾乎無所措手足。而俄史亦令其來渝談商。故其不得不有此一行。」[38]:275
1946年1月4日，蔣指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說：「在共軍根基未固之前，一舉剷除。」[38]:317
一般認為，國軍戰敗的原因有許多：政府分裂內鬥、腐化貪汙；財金紊亂、經濟崩潰；士兵厭戰、官壓民變[39]:109-132；抗戰後，中央對非中央系部隊歧視，待遇不平，化編或調邊遠地區作戰，引起不滿或叛離；借戰後「整軍」，裁非中央系軍官近30萬人，編「軍官總隊」，使此有戰場經驗幹部心有怨氣，後多被解放軍所用；處理百萬偽軍不當，殺官奪兵，或以「漢奸」、「敵偽」，驅之投共；因高級將領派系分明，能打仗將領——關麟徵、薛岳不用，用劉峙指揮徐蚌會戰，焉有不敗之理；有些曾受中央敵視將領，緊要關頭投共——如高樹勳、韓練成、吳化文、衛立煌、何基灃、張克俠、張軫、程潛、陳明仁等，中國大陸陷共前許多地方將領為求生存，更無論點，且國軍最高統帥部及各級指揮單位，多有中共地下黨潛伏，隨時為中共提供詳細情報，如參謀次長劉斐、作戰廳長郭汝瑰，又以統帥部直接指揮作戰，劉、郭參與機密指揮，所以每戰必敗[40]:19。
1945年8月10日，毛澤東通告所屬：「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準備對付內戰。」[28]:18月13日，毛說：「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因此：「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28]:4-5。接著，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中共將領投降，但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26]:721。中國共產黨拒絕蔣原地待命的命令，所屬部隊向日偽全線反攻，同時命令日軍除了被國軍包圍的部分向中共軍隊投降[34]:1-3[41]:185。8月24日，毛指示軍事部屬：「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28]:13。至8月26日，共產黨已佔領大小五十九個城市和鄉村，日偽軍隊根據國民政府的命令向中共進攻，到9月底攻占了20多個城鎮[31]:10-43。8月29日，中共中央即指示晉察冀和山東方面之負責人，迅速派遣幹部和部隊到東三省，以控制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42]:185。9月17日，遂即提出「東北為我勢必所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制」，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之戰略方針[43]:278-279。中共正式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
據中共中央11月4日之指示，進兵東北情況及計劃如下：「最先入東北之李運昌部，已由五千人擴充至八萬人，惟戰鬥力弱。正規軍入滿者約五萬人。在途中者尚有五萬人，十一月中旬可到，約計十萬人。為內線作戰之主力。另外約十一萬人將於十二月下半月可到熱河、遼寧、冀東地區，外線作戰。」[44]:401-402從1945年8月到11月底，中共中央先後調派中央政治局委員4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6人到東北工作，從各戰區調集主力部隊達11萬人，另外還從延安和各戰區抽調2萬多名幹部到東北，迅速擴大和整編20個師，並建立10個軍區[45]:181。
關於平漢路方面，中共中央軍委給劉伯承、鄧小平等指示是：「十一月中旬重慶軍事會議秘密決定沿平漢路北進，頑軍除原有各軍外，擬新增以下六個軍：計七十三軍（美械三個師）戌中旬駐湘潭。十軍（美械兩師）戌中旬駐常德、邵陽各駐一師。八十八軍（川軍）戌下旬尚在浙東。二十八軍（湘軍）戌下旬在天目山（皖南）。七十一軍（美械三個師）戌上旬在全州，近有改開東北訊，待證。新一軍（美械三師）戌中旬似在芷江。估計在十二月底能趕到新鄉者，只有七十三軍與一百軍。下次平漢路戰役，主力可能是該兩軍及原駐新鄉地區之八十五軍、三十二軍。根據各種情況判斷，平漢路更大戰役可能在十二月底及來年一月上旬。」[46]:461。
顧柏克（Anthony Kubek）認為國共鬥爭是美蘇鬥爭之縮影，而在國共鬥爭中，美國政府受到一批親共人士影響，支持中國共產黨之「聯合政府」謀略，為國民政府拒絕後，即不再熱誠支持國民政府，在國共談判中，處處翼護中國共產黨[15]:723。
蘇聯以遠東軍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為統帥，指揮數十萬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及外蒙，日軍毫無抵抗，1945年8月21日其關東軍在哈爾濱向蘇軍投降，59萬4千餘人悉被蘇軍俘走[32]:286。蘇軍分為三路進入滿蒙，右翼兵團攻向張家口，中央兵團進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團沿中東鐵路南下長春、瀋陽，一支入旅順，一支進抵山海關[47]:873。
10月1日，蘇聯駐重慶大使彼得洛夫謁見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時稱：蘇軍現已開始撤退，大部份將於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蘇聯政府授權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與國方統帥部確實商洽東北軍政事宜，地點為長春，時間為10日至15日[36]:3。10月12日，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與外交特派員蔣經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等一行到達長春，是日蔣經國向蔣函呈抵達長春情形：「⑴熊主任與兒於今（十二）日午後三時安抵長春，蘇軍曾派代表來機場迎接。⑵定明日與馬林諾夫斯基正式會談，我方擬提出撤兵，恢復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連登陸四問題。⑶東北行政系統尚完整，兒意我方必須在蘇軍撤退之前，將行政接收完畢。⑷蘇軍對本黨活動，最近公開表示不滿。……⑸共黨力量，在東北尚未發生重大作用，但蘇軍在暗中確有支持共黨之行動。⑹今年東北大豐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漢，愛國之熱情，實高過於關內。」[36]:125-12610月13日，蔣經國向蔣函呈：「⑴彼方不願我軍海運登陸。……⑵強調反蘇之秘密組織，必有其他意思與作用。⑶對於經濟問題，避開不談。」[36]:137到10月21日夜間，蘇聯長春電台廣播反對美軍在華北登陸[36]:270。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長春城郊作大規模之軍事演習，限制行營活動，封閉中國國民黨長春黨部，並以中國共產黨員張慶和接充長春警察局長，意在阻止國府之接收也[36]:297。
同時11月國軍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登陸秦皇島抵達山海關附近，亦受到阻撓，經向馬林諾夫斯基交涉，希在營口、葫蘆島登陸，馬稱蘇軍已自該地撤退，第十八集團軍入據矣，彼概不負責，亦不干涉[47]:875。11月6日，蔣經國分析蘇方態度突變之原因，認為係受美蘇關係及國共衝突之影響，因恐我軍進入東北之後，將支持美國在東北之利益；甚至未來戰爭中，我軍有被美國所用之可能，故不願我國大軍開入東北；但根據條約，蘇方不得不撤兵，同時亦無法禁止我軍開入東北，故決定造成混亂局面，使我中央一時不能接收東北[36]:430-431。蔣介石日記11月7日記道：「俄國之陰謀，毒辣極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間隙。……所有約言，一概不認，始則大連，繼則葫蘆島，最後則營口，先諾而後背約。……今既於東北各海口不能登陸，只能由山海關陸路前進之一途。此後對東北，只可如俗語所謂『死馬當活馬醫』而已。必須先收復關內與內蒙，而後再圖東北也。」[36]:435-436
美國國務卿指出，蘇聯在華北駐軍的主要任務是實施對日軍的繳械和遣返。在中國軍隊能獨立擔負責任後，蘇聯駐軍將立即撤回[48]。
通過對日作戰，蘇聯控制中國東北及蒙疆（內蒙古）的部分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欲接管東北，以便與中國國民黨繼續鬥爭。[49]而斯大林則為了避免和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進一步加深衝突，拒絕毛澤東的要求，決定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並一度向國民政府提出協議，支持國民政府接管東北，換取蘇聯在東北的經濟利益，並不得讓美國勢力進入東北。[49]然而由於國民政府拒絕蘇聯方面的要求，蘇軍於1946年在撤離東北回國之前為中共搶占東北的真空地帶提供很多便利條件。[49]部分學者認為：蘇聯按時參戰，佔領東北，允許中共佔領大部分鄉村地區，阻止國府重返東北，還把大量日軍裝備送給中共軍隊，使蔣介石在內戰中必須走向軍事失敗[50]:9；蔣解散30萬曾為日本人效力之偽軍，在東北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補充共產黨方面力量[50]:10。蘇聯紅軍曾經把繳獲自日本關東軍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給中共將領林彪的東北野戰軍[51]。在東北，蘇聯自日本關東軍手中接收轉交給中國共產黨武器裝備[52]:91-92。歷史學家張玉法認為，1947年，在戰況不利下，中國共產黨曾請求蘇聯給予援助[15]:703。張玉法認為國共之間是一個國際戰爭，蘇聯不斷給予中國共產黨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國則為迫使國民政府改變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責難多，終使國民政府實力與聲望每況愈下，不僅喪失與中國共產黨從事軍事對抗之力量，也喪失與中國共產黨談和之條件[15]:711。中國共產黨之發展，自始受到蘇聯支持[15]:723。但也有美國學者認為，蘇軍一方面允許共產黨和八路軍接管農村，另一方面卻讓蔣中正官員接收滿洲所有的城市，並保護了他們好幾個月[53]。
當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有餘力壓制中國共產黨之發展，但因世界大戰剛結束，戰爭已為世人所厭惡，國民政府只好在美國之壓力下與中國共產黨和談[15]:723。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等赴重慶開始國共兩黨就和平建國等問題舉行會談，並先後簽訂《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和《關於停止軍事衝突的協定》[12]:4923。歷史學家張玉法認為，中共在和談中，一面擴張，一面爭取國際上及國內各小黨同情，實力大增[15]:723-724。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解決國內問題之五項協議[12]:4923。蔣、毛直接會談8次，據《毛澤東年譜》記載，為8月29日、9月2日、9月4日、9月12日、9月17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1日[28]。8月28日，蔣自記：「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47]:815-816
8月29日，毛方記：「下午，同蔣介石第一次直接面談。蔣介石表示一切問題，願聽取中共方面意見，並重提所謂中國無內戰的說法。毛澤東列舉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中的大量事實指出，說中國沒有內戰是欺騙。最後蔣介石提出談判三原則：⑴所有問題整個解決；⑵一切問題之解決，均須不違背政令軍令之統一；⑶政府之改組，不得超越現有法統之外。」[28]:17蔣方記：「七時（下午），再赴蓮屋親訪毛澤東，約談一小時，普通應酬也。」[32]:378「考慮與中共談判方針，公自記曰：⑴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⑵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⑶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回訪毛澤東於蓮屋，與談約一小時而別。公自記曰：『普通應酬也』。」[47]:799
9月2日，毛方記：「晚八時半，與周恩來、王若飛去林園赴蔣介石的晚宴，在座的有孫科、吳鐵城、張群、王雲五、張伯苓、傅斯年等。宴會後，同蔣介石就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組數目和駐地、解放區、政治會議、國民大會代表等問題，直接商談。」[28]:20蔣方記：「晚宴毛澤東後，並與之單獨談話。」[32]:423蔣又記：「此時對共黨應以主動與之妥洽，准予整編共軍為十二個師，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二人，並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觀後效。」[47]:820
9月4日，毛方記：「下午五時，應蔣介石邀請，參加在軍委會舉行的慶祝抗戰勝利茶會。會後，毛澤東和蔣介石直接商談」、「同日，蔣介石將其自擬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們四人為談判代表，要他們擬具對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復案。」[28]:20-21蔣方記：「約見共黨毛澤東在辦公室談話片刻，直告其周恩來所提方案與態度，皆應根本改變也。彼諾之。」[32]:467
9月12日，毛方記：「同周恩來應蔣介石之邀，去林園共進午餐，餐後與蔣介石直接商談。」[28]:23蔣方記：「正午，約毛澤東談話，約半小時，余以至誠與大公，允其所有困難，無不為之解決。而彼要求編其二十八師之兵數耳。」[32]:531-532
9月17日，毛方記：「應邀赴林園同蔣介石共進午餐，張群、吳國楨、赫爾利在座。餐後，同蔣介石直接商談，雙方的爭執，仍在軍隊和政權問題。」[28]:25蔣方記：「正午，約毛澤東、赫爾利談話，並攝影。據岳軍言：恩來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對余言可減少其提軍額之半數者，實乃指其四十八師之數，已照共匪總數減少一半之意也。果爾，則共匪誠不可與言矣。以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二十八師之數字也。其無信不誠，有如此也。」[32]:588
毛與周恩來、王若飛研究談判新方案，表示對國方之讓步，於9月19日向國方代表提出，要點是：「⑴國、共軍隊的比例為六與一之比。⑵關於軍隊駐地和解放區，第一步，撤退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個地區之共軍，集中於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第二步，再將蘇北、皖北、豫北地區之軍隊撤退。所有共軍集中於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山西之大部分，綏遠之小部分，及陝甘寧邊區等七個地區。解放區亦隨軍隊駐地之調整而合併。⑶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陝甘寧邊區之主席，山西、綏遠兩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島三個特別市之副市長，由共方推薦。北平行營由中共主持，並仿東北行營例，設政治委員會，由中共負責。」[28]:27-2810月17日，毛說：「因為國民黨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區，在他的床旁邊，或者在他的過道上，我們在那裡，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覺。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爭。在這一點上，我們採取讓步，就有利於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間分子的同情。」[73]:18
9月21日，談判陷於僵局，休會5天，赫爾利找毛談話，要求中共交出軍隊，要麼破裂，毛說還要討論[28]:28-29。
10月9日，毛方記：「同周恩來、王若飛應蔣介石夫婦邀請，赴林園共進午餐，宋子文、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餮後，毛澤東與蔣介石直接商談。蔣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棄軍隊和解放區，毛澤東表示不能同意。」[28]:32蔣方記：「毛澤東來辭行。公自記經過及所感曰：『毛澤東今日來作別，與之談約一小時。先問其國、共兩黨合作辦法及其意見如何？彼吞吐其詞，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余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畫，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戰爭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後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彼口以為是。』」[36]:80-81
其後，9月27日、9月28日、10月2日、10月5日，先後進行4次會談；10月8日，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之《會談紀要》交換意見，10月10日雙方代表簽字，10月12日公佈之[74]:622-623。
10月11日，毛方記：「晨同蔣介石作最後一次直接商談。蔣介石表示在解放區問題上不再讓步。毛澤東告訴蔣介石：周恩來、王若飛將在重慶繼續商談。」[28]:32蔣方記：「今晨八時，約毛澤東早餐後，余再與之懇切對談，闡明數次談話要旨，明告其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所遷就；否則，不成其為國家之意，堅決表示望其了解也。客去後，……甚歎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36]:113毛回到延安當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報告重慶談判之經過說：「國民大會與解放區問題未解決，對我們重要的是和平與解放區問題。蔣介石不給解放區幾個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給。我們乃提出維持現狀，將來解決。」[28]:3312月6日，據國方情治機構之情報，毛返延安後即召開集中決政治局委員聚會，報告其在重慶談判情形，略謂：「此次談判，涉及問題很多，均以黨中央所提之十二條原則為依據。我們認為爭取我黨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國民黨則注重於我黨的軍隊和政權兩項，所以一再堅持軍令政令的統一，以求達到取消我黨的軍權和政權。史大林同志的話很正確：『中國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如果我黨的軍隊和政權被取消，即使黨能合法存在，又有什麼力量呢？所以軍隊和政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38]:54-55
從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將近有一年半時間，由美國居中調解，調解失敗；從1947年1月到6月，由民社黨、青年黨等居中調解，調解也失敗[15]:704。
10月8日，國共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之《會談紀要》交換意見，並修改定稿，預定10月10日簽字[28]:31。毛在重慶各界歡送會中說：「中國今天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28]:31-32毛說：「不能否認，困難是有的」[28]:32。
10月10日，毛方記：「晚上，同周恩來、王若飛赴林園蔣介石官邸辭行，毛澤東與蔣介石直接商談。當晚毛澤東宿林園。」[28]:32蔣方記：「翌（十）日午，親至其寓所話別時。毛忽要求准彼於當晚來宿林園。公料知其必另生枝節，但仍表示歡迎之意，略談辭出。當晚九時許，毛果來宿林園，又與談約半小時」[47]:848、「昨夜（十）毛共談話，忽提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為宜，並稱回延安準備召集其所謂『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後，再定辦法。又稱國民大會提早至明年召開亦可。余聞之，殊為駭異。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余於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則國民大會無期延誤，我政府勢必因此失信於民；但如政治協商會議能在本月底開會協商，則國大會議，政府可遷就其意，改期召開，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確定會期，示民以信也。余又明示其政協會即使不能如期開會，則政府不能不於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談至此告辭，約其明晨再談而別。」[36]:112-113
10月12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地黨委之指示說：「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鬥爭，方可解決。……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至於「東北問題，未在此次談判中提出，我黨一切既定計劃，照樣執行。」[28]:34-35
在重慶談判期間，中共發動上黨戰役[75]。
1946年1月，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民盟、中國青年黨等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圍繞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國民大會和憲法五個問題展開討論，最終達成五項協議，規定政府改組後以國民政府委員會為最高國務機關，規定國府委員里國民黨占半數，另外半數由其他黨派和社會賢達組成，重大議案須2/3多數委員支持通過；在執政綱領上，通過了以中共草案為基礎的《和平建國綱領》，一致同意和平實現民主憲政；一致同意整編國共軍隊，實現軍隊國家化[34]:36-42。由於兵員裁撤過多，導致共產黨軍隊在國共內戰初期處於不利態勢[76]。
1946年1月10日，國民政府代表張群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1月5日達成之《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時公布，停戰命令規定於1月13日24時起全國一律停戰；張群、周恩來簽訂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協議，規定：軍調部設北平，設委員會三人，國民政府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充任主席，各有表決、互讓權，事宜須經三人一致通過，三人不能協議之問題，應提交軍事三人小組決定之[77]:7951-7952。2月1日，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蔣介石表示政府僅派張治中一人出席軍事三人小組，張群不再參加；周恩來轉達毛澤東關於軍黨分立、國共長期合作之意見，並謂毛澤東將參加聯合政府[77]:7970。3月27日，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和美國代表吉倫於重慶怡園正式簽訂關於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協定[77]:8019。但該協定已對激烈進行的東北內戰無實際約束力[78]。
在中國國民黨內，「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團體到1948年1月在香港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選李濟琛為主席，譚平山、何香凝、蔡廷鍇等為中央常務委員，反對國民政府，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15]:724。同時期，在美國總統杜魯門支持下，馬歇爾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國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禁運[79][80]。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間，美國為迫使國民政府容許中國共產黨參加政府，無一械運來中國[15]:723。1948年夏間，美國始給予4億5千8百萬援助，但指定用於軍事僅有1億2千5百萬元[15]:723。戰爭結束後，魏德邁將軍在美國國會作證，杜魯門政府1947年決定停止進一步的培訓國民政府軍隊，並對國民政府實施武器禁運，西方記者與決策者不斷指責和批評中國國民黨，這成為國軍士氣低落並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81]。中國共產黨在美國之同情和蘇聯之實質支持下，勢力日增[15]:723。
到1947年6月底，國民政府放棄談判政策，開始全面軍事對抗中國共產黨[15]:704。7月18日，國民政府取消中國共產黨國民大會代表及國民政府委員保留名額及參政員名額，此後國軍即全面攻擊解放軍佔領區[15]:704。在政界，於1947年10月28日被國民政府解散之中國民主同盟，由沈鈞儒等在香港重建起來，宣言與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合作[15]:724。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解放軍總部號召打倒蔣介石[12]:4923。不僅地富逃亡，甚至中貧農逃亡也不少」[82]:608。甚至有村莊連貧中農之東西都沒收，「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瓮里，還有用油從頭上燒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終日[83]。
有鑑於此，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陝北米脂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作報告，提出土改總方針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強調「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哪怕只發生一戶中農被錯當成地主來整，我們也必須十分注意糾正」其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又在1948年春連續發出指示，要求必須避免對中農採取任何冒險政策，容許中農保有較平均水平為高的土地；區別新富農和舊富農，對老區新富農按富裕中農待遇；對開明士紳應予照顧，對大中小地主應有所區別；堅持少殺人，嚴禁亂殺人；明確土改的地區差別，即老區只進行適當調整，半老區按《土地法大綱》進行土改，新區第一步土改不觸動富農；明確地主、富農和中農的劃分標準；保護已分配土地的私有產權；要求糾正關於土改的「左」傾宣傳等等[84]:1267-1274。據此，各根據地在1948年內普遍進行了糾正土改的工作，主要是糾正侵犯中農利益的做法。最終使得農村民眾，特別是佔據多數的貧困農民的民心最終倒向中共一方[85]:353-354。
其中，1949年中共財政收入更是達到糧食304億斤[86]，約合11億美元，而同期中華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僅有9,000萬美元[87]。
中國抗日戰爭所帶來之經濟崩潰和社會解體使國民政府恢復秩序之努力歸於失敗[15]:724。由於通貨膨脹和支付不斷增加，國民政府庫存之金銀及外幣，在1945年底為9億美元，1946年5月降為6億美元，1946年底降為4億5千萬美元，1947年10月降為3億美元，1948年4月降至1億1千萬美元[15]:724。1947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3萬5千億，至7月增至10萬億以上[88]:159。1948年7月29日，蔣在莫干山召開會議研究發行金圓券事，謂王雲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計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措施[89]:352。8月19日，蔣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同時停止發行法幣；並在各地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90]:56。蔣發表談話，呼籲同胞奉行法令，擁護新幣制，以福國利民[90]:56。並公佈「金圓券發行法」，主要內容為：一、金圓券發行採用十足準備，其中必須有40%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的國有事業資產充當，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銀行發行，發行總額定為20億元；二、金圓券一元折合法幣300萬元[88]:159。
1946年以後，各地學生不斷發動反飢餓運動，在國民政府鎮壓下，他們又提出「反壓迫」之口號[15]:724。隨着戰爭發展，在中共之領導下，國統區人民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之運動也逐步高漲[12]:4923。中國共產黨在戰場後方通過秘密地下黨員，策動學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學學生的「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此次遊行學生與軍隊衝突釀成血案[91]。此外，與中國共產黨互為友黨的中國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締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積極參與學潮，配合中共的鬥爭[92]。1947年5月30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所寫時評，高度評價國統區學生運動，認為是解放軍作戰之外第二條戰線[77]:8364。
1948年8月15日，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稱，「職業學生一年半以來製造學潮109次，耽誤課業506天，學潮漫及18個重要都市」[93]。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時，《新華日報》每天都登有新華社發的中共軍隊勝利戰報，每天辟有專欄刊登啟事[101]。據《新華日報》編輯回憶說，「有反動派對此不滿，表示：『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怪事，在打仗的時候，竟允許敵人在自己的區域發宣言、發戰報，進行宣傳？』……想以此作為迫害我們的藉口……敵人對新華日報的稿件更加緊了控制。新華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線的勝利消息不准登……。我們有時也作些不損原意的改動，更多的時候根本不理睬，該登的還是照樣登。敵人對我們毫無辦法。」[102]:411949年9月，昆明銀行從業員聯誼會發表告社會人士書，反對徵兵徵糧，反對苛捐雜稅，反對蔣桂系統軍隊入雲南[77]:9002。
內戰爆發編輯
1945年7月，國共雙方便爆發了爺台山戰役（英語：Yetaishan Campaign）。1945年8月10日，中共得知日本即將投降，立即向附近敵軍發出通牒，要求其對共軍投降，否則予堅決消滅[103]:165。中共指示部隊「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頑軍妨礙我們進占城鎮和要道時，應以各種方法阻止以至打擊、消滅之。」[103]:166國軍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率軍自寧夏五原東進，準備進入北平和天津接受日軍投降[103]:166。8月12日，中共中央致電晉綏、晉察冀分局，命令「務用全力殲滅傅作義東進部隊」[103]:166。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04]:32。
因斯大林以蘇共中央之名義致電毛說：「日本投降，國共應言歸於好，共商建國大計。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28]:138月30日，毛遂提出「擁護蔣先生，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28]:18。9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其各地黨委說：「⑴我們與國民黨初步交換意見的談判，已告一段落，國黨毫無誠意，雙方意見相距甚遠，談判將拖延一時。⑵蔣對具體問題表示：政府法統不容紊亂，軍令政令必須統一，國大要速開，舊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額，容納各方，容納各黨派參加政府。⑶關於兩黨關係的重要問題：對軍隊只允編十二個師，需完全服從命令，按指定地區集中。對解放區民主政府，則表示含糊。」[105]:276[28]:239月中旬，黃克誠率新四軍第3師3.5萬餘人從蘇北出發，11月底到達東北[106]。
9月10日，中共發動上黨戰役，共方參戰兵力為31,500人，並有5萬民兵助戰，國方部隊13個師38,000人，從8月下旬到10月8日，國方除4,000餘人逃走外，全部被殲，被俘官兵17,000人，包括軍長史澤波及副師長以上將領10餘名，並攻佔縣城6座，共方傷亡4,000人[107]:341-343。10月24日，中共發動邯鄲戰役，國方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指揮下之冀察戰區司令高樹勳，率領其新編第八軍和兩個縱隊及河北民兵萬餘人，於10月30日在河北磁縣馬頭鎮投靠中共，成立民主建國軍，高為總司令，致使第三十軍、第四十軍於10月31日至11月2日被殲，馬法五以及副軍長、4個師長以下官兵2萬餘人被俘[108]:417-419。
1945年11月，根據中蘇協議，國軍進入東北接管，但受到蘇聯阻撓。輾轉登陸後，在山海關遇到中國共產黨阻擊，東北爆發內戰[109]。
1946年1月10日，國、共簽訂第一次停戰令，規定雙方軍隊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地停止軍事行動[12]:2015。但共軍繼續攻佔營口、鞍山、四平街一帶，並佔領哈爾濱。[110]在熱河進佔赤舉，在晉綏進佔侯馬與集寧[111]。且由山西率四萬餘衆，分路經熱河進入東北，另有五千人攻佔盤山[112]。甚至在停戰令發布後六天（1月16日），殺害了撫順煤礦接收委員張莘夫[113]。軍事委員會指出：自1月13日至4月3日，共軍發動大規模攻擊287次，佔13縣，陷車站30座，包圍29城[112]。中國共產黨履行協定，中國國民黨在下達停戰令前，密令軍隊「盡速搶佔戰略要點」，接着又調動軍隊進攻解放區[12]:2015。蔣利用停戰機會，在關外，以「接收主權」為名，增兵東北，搶佔戰略要地，形成「關內小打，關外大打」，據不完全統計，從1月13日至5月20日，國軍向解放區發動大小進攻3,635次，使用兵力258萬餘人，強佔解放區村鎮2,077個，縣城26座；蔣在將近十個月打打談談之後，自以為完成發動全面內戰之準備[114]:494。但實際上，第一次停戰令僅限關內，不含關外，東北不在停戰之列。[115]
1946年3月6日，中國照會蘇聯，撤軍期限已過，蘇軍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蘇聯政府飭令「即行撤退」[49]3月12日，東北局電告中共中央，蘇軍通知將於13日撤離瀋陽，希望中共軍隊「迅速攻入瀋陽」，而且「凡紅軍撤退處都可打」。[49]3月中旬，東北局再表示，凡蘇軍撤離之地，包括瀋陽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並希望我放手大打」。[49]3月13日，國軍進占瀋陽，隨後向南進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49]林彪部主力30餘萬，集中於四平街附近，企圖阻止國軍前進[88]:154。4月6日蘇聯撤軍，中共在蘇軍撤退後一個半小時，對原本由中蘇共管的長春發動攻勢，並在4月8日佔領長春[116]:202-203，國民政府認為此舉違反1月停戰令[117]。國軍杜聿明部自5月起在東北發動反攻[88]:154。5月3日，國軍克復本溪，激戰於四平街一帶，5月19日克復四平街[88]:154。5月22日，東北民主聯軍完撤出長春[77]:8057。5月23日，國軍克復長春，5月28日克復吉林，6月5日直逼哈爾濱[88]:154。國軍因戰線過長，止步於松花江。[49]從6月5日起，在馬歇爾壓力下，蔣先後向中共提出五項停戰要求，解放軍必須退出：（一）隴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區；（二）膠濟線全線；（三）承德及其以南地區，以及冀東沿海；（四）東北除黑龍江、興安兩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區以外之所有各省；（五）六月七日後中共在山東、山西兩省從偽軍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區；並聲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區，則國民政府不能考慮停戰問題[114]:494。6月6日，蔣頒發第二次停戰令[90]:48。
雙方兵力上的對比是：中國共產黨軍隊在1945年9月擁有61萬正規軍，66萬地方部隊和數百萬不脫產民兵（另有一說這是內戰開打時的數字）[118]。以滿洲國軍為代表，最高峰時在編人數超過80萬的偽軍[119]:31，有相當高比例又是被雙方軍隊收編大部分加入國軍，小部分加入解放軍[120]，這些改編都是在日本投降後幾個月完成的[121][122]。到1946年6月國民革命軍擁有軍隊430萬，能夠用於機動作戰的高素質部隊200－220萬[123]:374[124]:12[125]:450[126]:93。在國民革命軍中，一直存在着有裝備精良訓練充分的部隊，和受差別待遇的、人員素質和裝備水平都低、軍紀也較壞的雜牌部隊並存的現象，後者經常與中央系部隊互相敵視，難於統一指揮[127][128][129]:33[130]:182[131]。
第二次停戰令頒布後，7日下午三時﹐東北共軍分兵四路向國軍進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賴昭﹐一向五棵樹﹐一向烏拉；國軍為遵守停戰令未作抵抗，並退守松花江以西。[132]9日及19日﹐共軍在河南堰城﹑修武兩地﹐殺害了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和郭子祺少校。[132]中共又在熱河進佔承德，在山東進佔棗莊、德州、泰安、高密，在江蘇進佔泰興及口岸鎮，在晉綏侵佔聞喜、朔縣、新澤、榆次、介休等地。[111]共軍劉伯承部襲占冀南東明至考城間地區，國民政府限其於6月底前撤返6月6日前之原駐地，否則將予制裁。[133]中共方面聲稱，國民政府於1946年6月26日以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掀起內戰[114]:494，公開發動全面進攻解放區[12]:2015。停戰有效期剛過，國軍在劉峙、程潛的統率下，以20萬優勢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邊界宣化店被包圍的李先念部6萬中原解放軍，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圍[134]。1946年6月，蔣在美國支持下，調動160萬正規軍，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反擊[135]:472。在此期間，國民政府在其完成各項軍事部署後，於1946年6月26日，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12]:4923。全國內戰爆發開始，蔣實行全面進攻戰略，使用其正規軍百分之八十，即193個旅，158萬人之兵力，企圖首先消滅中原解放軍，然後攻佔江蘇、安徽，再攻華北，「在三個月或六個月內解決問題」；全面進攻重點在華東戰場，並實施軍事、政治和經濟相結合，地方團隊、還鄉團等與正規軍相配合之總體戰[114]:494。面對蔣全面進攻戰略，解放軍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之作戰原則[114]:494-495。1946年，中國共產黨實行總動員，公開進攻榆林、遼寧，並大舉進攻蘇北，旋又加緊破壞北寧路[90]:49。同年夏，關內各地國軍雖迭獲勝利，東北地區由於防地遼闊，兵力不足；加以交通被解放軍所破壞，乃形成被動之形勢[88]:162。
7月，國共就蘇北政權的談判陷入僵局，此時國軍為保衛南京側翼安全，向蘇中和蘇北的新四軍駐地發動進攻[136]:2。國軍5個整編師共15個旅約12萬人，企圖由南通至泰州一線向蘇中解放區大舉進攻[12]:1489。共軍發起蘇中戰役，中共稱之為「七戰七捷」[12]:1489。粟裕、譚震林指揮19個團3萬餘人，從7月13日至8月27日，連續作戰七次，均獲勝利[12]:1489-1490。在一個半月中，殲滅國軍6個旅及5個交警大隊，共5萬餘人[12]:1490。7月，蔣徇調人之請，兩次頒令停止衝突，並主張召開五人小組，商談政治問題，與三人軍事小組同時進行，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90]:48。休戰期間，蔣要求中共必須放棄蘇北、膠濟鐵路、承德、古北口和哈爾濱，遭到中共拒絕[34]:56-58。
8月，解放軍賀龍部開始圍攻大同[88]:154。9月14日，傅作義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克復集寧，解大同之圍[88]:154。10月11日，國軍第三十六集團軍奇襲奪取中國共產黨華北區中心城市張家口[88]:154。正在斡旋國共衝突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國軍攻占張家口的報紙後稱「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去。」[137]9月17日，國軍占領蘇北共軍基地淮陰；27日，蔣表示願意談判，周恩來要求恢復第一次停戰令及第二次停戰令生效時關內、關外共軍位置。[138]:735
10月11日，國軍進據張家口，戰事雖告一段落，戰爭並未停止[139]:75。蔣把佔領一些地方當作「勝利」，尤其是佔領張家口後，立即下令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並積極準備突襲延安，繼續向華東、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解放區進攻，其主要戰場仍在華東之蘇北和山東[114]:495。中國共產黨和民盟要求追究中國國民黨破壞和平的責任。中國國民黨堅持於1946年11月中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而周恩來稱，「國民大會一旦召開，他就回延安」[134][140]。在馬歇爾拒絕調停情景下，10月26日，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提出一個解決方案，但經周恩來施壓又撤回此案[141]:207。11月1日，國軍登陸煙臺，魯南各地相繼收復[88]:154。11月8日，蔣頒布第三次停戰令，聲明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的應有名額，中共則堅持停開，政府將國民大會延期三天。[138]:73511月15日，國大召開，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國家社會黨的改名）出席，中共、民主同盟拒不參加。[138]:736
四個月來，國軍佔領105座城市，卻損失32個旅，約30萬人兵力[114]:495。
1947年1月1日，蔣宣布和平統一方針決不變更，中共問題仍擬政治解決，政府決不關閉和談之門，並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138]:737中共答稱，必須取消國民大會所制中華民國憲法。[138]:7371月29日，司徒雷登聲明終止美國政府與軍事三人小組及軍事調處執行部的關係，美國的調處徹底失敗。[138]:7371月，陳毅的華東人民解放軍，劉伯承的中原人民解放軍分向魯南、魯西南猛攻。[138]:7371月，國軍進指陳毅部於魯南，由徐州綏靖主任薛岳指揮[142]:313。初戰，國軍馬勵武、周敏英兩軍（整編第二十六師，整編第五十一師另第一快速縱隊）於棗莊、嶧縣地區，為解放軍所敗（國軍損失5萬餘人），2月間雖陳誠親赴徐州指揮（以20個旅從蘇北，以3個軍從魯中，兩面夾擊臨沂），激戰半月，臨沂遂告克服，陳毅終告撤退（佯敗於南線國軍，棄守臨沂，主力隱蔽兼程北上）[142]:313-314。2月下旬陳毅部反於萊蕪區，將李仙洲（北線國軍第二綏靖區副總司令）部（3個軍7個師約5.6萬人）包圍解決[142]:314。2月底，林彪部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舉發動猛攻，5月17日攻佔懷德，5月21日攻佔公主屯，孤立永吉、長春、四平街[88]:162。
1947年1月31日，延安總部公布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戰爭幾項重要統計：七個月中，共殲滅國軍56個整旅（師）、其中1月份殲國軍12個旅；斃、俘其將級軍官103名，其中俘獲87名，俘獲後逃跑4名，擊傷12名[77]:8276。國軍攻佔解放區城市199座，解放軍攻佔國統區城市100座[77]:8276。
1947年3月10日，各路國軍20萬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揮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進攻，中國共產黨調動5,000兵力[143]，憑藉地雷和伏地堡壘頑強抵抗，國軍3月19日攻入延安[88]:158。國軍稱斃傷解放軍1萬6千餘人，俘虜解放軍1萬餘人[88]:159。
郝鵬舉率領2萬人歸附國軍[88]:158。1946年11月15日，制憲國民大會開幕，蔣為取得軍事上配合，擬定結束蘇北戰事作戰計劃[114]:495。
1947年2月底，林彪部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舉發動猛攻，5月17日攻佔懷德，5月21日攻佔公主屯，孤立永吉、長春、四平街[88]:162。4月初，津浦鐵路徐州至濟南段打通，國軍包圍解放軍陳毅部於沂蒙山區[88]:158。4月30日，據新華社統計，國軍在4月份被解放軍折損合10個半旅，奪佔國軍駐守縣城48座[77]:8345。5月16日，華東野戰軍圍攻孟良崮，至下午5時，全殲整編第七十四師3.3萬人[77]:8355。5月19日，蔣介石飛徐州，與顧祝同研討山東軍事，決定各部暫駐原防，全面整訓，改正戰術，準備最後決戰[77]:8356。
自1947年5月起，解放軍徐向前、彭德懷等部開始圍攻太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堅守[88]:164。
6月6日，解放軍攻陷熱河赤峰[88]:162。6月16日，國軍被迫放棄安東省會[88]:162。解放軍開始進攻遼寧瀋陽[88]:162。6月，解放軍猛攻四平街，國軍守軍陳明仁部堅守月餘，殲敵甚眾，蔣特電嘉勉[90]:51。6月28日，最高法院檢查署下令通緝毛澤東，7月4日國民政府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變方案」，以對付中國共產黨[15]:704。
戰爭第一年，解放軍殲滅國軍112萬人[12]:4923。
1948年1月和8月，蔣先後採取分區防禦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135]:473。從1948年9月起，軍隊主力在共軍接連發動的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中被殲滅[135]:473。
1947年6月30日，解放軍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以主力一部挺進中原，將戰爭引向國統區，在外線大量殲敵；以部分主力和廣大地方武裝繼續在內線作戰，箝制和消滅敵人，收復失地[12]:4923。8月，國軍肅清膠濟鐵路沿線解放軍[88]:158。8月21日膠濟鐵路全線打通，8月23日國軍在河南收復汝南、新蔡[15]:704。
8月22日，華中解放軍陳賡部自豫西新安、澠池、陝縣等地分道偷渡黃河，穿越伏牛山，一度攻陷嵩縣、洛寧、登封、臨汝、魯山、方城等地，遭國軍圍剿，復渡河回豫北[88]:162。此一全面攻勢，蘇聯原不贊同，斯大林曾透過劉少奇要中共採取游擊戰爭，暫置大城於不顧，但周恩來認為發動全面攻勢之時機已經成熟，解放軍乃於全國各地對國軍展開攻勢[15]:706-707。
此時解放軍東北有林彪，黃河下游有劉伯承，山東東部有許世友，山東西部有陳毅，河南西部有謝富治，陝西北部有彭德懷，另有羅瑞卿、徐向前等部亦在華北各地攻城掠地[15]:707。中共中央於9月1日發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提出「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戰略進攻方針；接着三路大軍躍進大別山，成「品」字形展開，態勢東攝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使蔣由進攻戰略改為防禦戰略[114]:496。9月2日，解放軍攻陷湖北麻城[15]:705。9月底，國軍分別自龍口、煙台登陸，山東戰事告一段落[88]:158。9月20日在安徽先後收復舒城、六安、廬江、桐城和霍山，9月24日及9月27日在山東先後克復莒縣和龍口，10月1日及10月5日又在山東先後克復煙臺和威海衛[15]:704-705。
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聯名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77]:8429，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之號令[114]:496。主要內容是：組成民族統一陣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內戰罪犯；實行人民民主制度；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治；沒收官僚資本，發展民族工商業；廢除封建剝削，實行耕者治其田的制度；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的條約[12]:3717。同時，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分別在中共黨內和在軍隊中開展，提高全黨、全軍戰鬥力[12]:4923。
11月23日，解放軍攻陷安徽武穴[15]:705。國軍11月1日在吉林收復永吉，11月18日在湖北收復黃梅[15]:705。為統一指揮，國民政府於1947年11月30日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指揮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綏遠五省軍隊[15]:706。
1947年底，蔣不得不承認「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於是又被迫由全面防禦轉為分區防禦，把戰略集團分別安在徐州、瀋陽、北平、漢口、西安五個中心戰場上[114]:496。由於蘇聯不斷援助中國共產黨，到1947年11月，美國亦恢復對國民政府援助[15]:705。12月25日至12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在陝北米脂楊家溝召開，共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以及陝甘寧和晉綏兩解放區主要負責人19人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分析解放戰爭轉入進攻後之國內形勢，指出中國人民之革命戰爭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總結軍隊作戰經驗，提出十大軍事原則，並進一步闡明革命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各項方針政策；會議準備在新形勢下奪取勝利[12]:3715。
1948年，為國軍處境險惡之一年[142]:315。從本年起，國軍在各戰場，均陷於被動[142]:315。解放軍在東北，在山西、河北、察哈爾，在山東、河南、陝西各區，都陸續舉行反攻[142]:315。由於解放軍全面反攻，及國軍不斷失利，於是各戰場形勢，都發生根本變化[142]:315。
1948年1月，國民政府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同時命令各省設保安司令部，確保各省治安[15]:706。
2月下旬，陝西戰場國軍劉戡部，由延安撤退，轉進西安時，在宜川、黃陵之間中伏，全軍覆沒，師長嚴明戰死，劉戡自殺[142]:315。解放軍陳賡部再度渡河南下，3月12日攻陷洛陽，復陷豫西各縣，擾及鄂北一帶，7月17日攻陷襄陽[88]:163。陳賡、劉伯承兩部，於春、夏先後擊滅鄧縣、鎮平、內鄉等數十萬強悍善戰之民團，消除在豫、陝、鄂邊區行動之障礙[142]:316。3月間，山東戰場膠濟鐵路西段，及周村、淄川、博山、威海衛等，全為解放軍許世友、譚震林兩部攻佔[142]:315-316。
國軍亦於撤退途中，損失甚重，從此渭河以北地區，無力控制[142]:315。4月27日，濰縣之第九十六軍覆沒，軍長陳金城被俘[142]:316。
5月，渤海膠東魯中三個戰場，解放軍把它連成一片，濟南完全陷於孤立[142]:316。
6月22日晨，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統帥之整編第六十六師和所屬第十三旅及河南保安第一、第二旅三個保安團陣亡。劉陳所部與粟裕部會攻開封，守將李仲莘戰死，攻陷開封，中原戰場儲備之武器糧草盡為解放軍所奪去[142]:316。別路解放軍粟裕部，於6月23日攻陷開封，整編第六十六師師長李仲莘陣亡[88]:163。期間華東野戰軍第一、第四、第六縱隊及兩廣縱隊和中野第十一縱隊對西援之邱清泉部使用運動防禦攻克蘭封，中野第九縱隊及豫蘇皖軍區一部襲佔中牟阻擊東援之鄭州孫元良部。華野第十縱隊中野第一、第三縱隊阻擊胡漣部於上蔡以北，華野山東兵團包圍兗州蘇北兵團攻克海州以西[142]:316。因開封為粟裕攻克，蔣隨即命整編第五師及第83師邱清泉向開封攻擊前進，以整編第七十二師、第七十五師、新編二十一旅自睢縣杞縣迂迴進至開封；華東野戰軍第一、第四、第六縱隊與中原野戰軍第十一縱隊在睢縣杞縣太康民權之間夾擊區軍團，並命中野第三、第八縱隊與上蔡地區第十縱隊和杞縣兩廣縱隊阻援。6月26日，開封復被國軍邱清泉、孫元良兵團所收復，追剿陳毅部於黃泛區，激戰十餘日，解放軍傷亡近8萬人，乃向隴海鐵路以北退卻[88]:163。第三、第八縱隊撤離開封退至通許縣，區部進抵睢杞間停止不前。開封郊外國軍與解放軍發生激戰[90]:55。繼而粟裕部伏擊區壽年兵團於睢陽，區部損失甚重，區壽年被俘[142]:316。27日夜粟裕部合圍區壽年兵團；29日晨成功將整編第75師、新編第21旅包圍於龍王店，將整編第72師包圍於鐵佛師，阻援部隊控制杞縣王固集一線夜阻援軍在杞縣以東及西南地區阻擊邱清泉。至7月1日全殲區軍團[142]:316。
在軍界，有李宗仁、白崇禧一派之桂系，仍然自樹勢力[15]:724。為統一華中各省軍事，6月底成立「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命白崇禧為總司令[15]:708。
6月30日，邱清泉部第五軍自豫東杞縣被中原野戰軍圍困之區壽年、沈澄年部，國共兩軍展開激戰；為保障粟裕、陳士榘、張震所部之睢杞作戰，中原野戰軍於是日起至7月1日在西平以西阻擊國軍吳紹周兵團，並予之以重大殺傷，迫使邱清泉整編第十八兵團向吳紹周兵團靠攏[77]:8629。解放軍自攻佔開封後，一方面學會攻城戰術，一方面增強攻堅信心[142]:316。於是解放軍之戰略戰術，都獲得重大修正[142]:316。
山東兗州為解放軍攻陷[90]:55。劉伯承於攻克開封後，旋即率部進襲襄樊，7月16日，攻下襄樊，守將康澤被俘，鄂西北盡攻陷[142]:316。至此國軍中原戰場防禦體系，已支離破碎[142]:316。7月以後，形勢日趨嚴重[88]:164。
毛澤東在1948年8月稱「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144]:135晉冀察邊區和冀魯豫邊區已經打通，到8月間合併為華北解放區，而且到7月以後，華北、華中兩解放區已在江淮河漢間造成併肩作戰之整體[15]:708。兩年內戰後，蔣190萬正規軍被分別牽制在東北、華北、華東、中原、西北五個戰場上[114]:497。
國共決戰編輯
戰爭第二年，解放軍殲滅國軍152萬人，並攻克大批國軍重點設防城市，為與國軍戰略決戰創造條件[12]:4923。
蔣於1948年8月上旬召開南京軍事會議[145]，決定實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並準備撤出東北，確保華中，企圖收縮戰線，集中兵力，依託戰略要點之堅固陣地堅守防禦，同時組成強大兵團機動作戰，以攻為守；為此，裁並綏靖區，減少機關，擴大機動兵團，並在大後方加緊二線兵團編組訓練[114]:497。國軍不斷失敗，軍事上及政治上信心逐漸動搖，加以金圓券改革不過一月，即又開始貶值，於是敗北主義更加盛行於文武百官之間[142]:316。在戰略指導上，蔣以中原戰場為全戰局之樞紐，為集中兵力確保華中，決定堅決保持三角（即徐州、漢口、西安）、四邊（即隴海鐵路、兗州以南津浦鐵路、鄭州以南之平漢鐵路及寶雞至成都公路）、十三點（即開封、鄭州、濟南、商邱、南陽、襄陽和樊城、確山、信陽、漢中、安康、鍾祥、宜昌、合肥），形成東西呼應[114]:497。
1948年9月16日，解放軍集中兵力10餘萬圍攻濟南，因國軍第八十四師吳化文部叛變，至25日城陷[88]:163。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90]:56。陳毅、粟裕等部圍攻濟南，正當戰事發展至高潮時，吳化文軍在城外陣前譁變投向中國共產黨[142]:316。濟南國軍所部10餘萬人全部解甲[142]:316。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軍連續進行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殲滅國軍主力，解放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12]:4923。
1948年春，東北人民解放軍林彪部連續在東北發動七次攻勢，2月7日攻佔遼陽，2月26日攻佔營口，3月14日攻佔四平街，3月19日攻佔永吉，國軍集中兵力堅守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地區，補給全賴空運接濟，因運輸量有限，三地食糧燃料奇缺，長春每日餓斃者不下百人[88]:162。
9月中旬，林彪部猛攻錦州及義縣，企圖切斷國軍關內外聯繫[142]:317。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貽誤戎機，大為解放軍所乘[88]:162。
10月16日，解放軍攻克錦州，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兵團司令盧濬泉及所部數萬人，除傷亡外，全部被俘[142]:317。10月17日，長春守軍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所部投向中國共產黨[142]:317。10月18日蔣飛臨瀋陽，指示東北作戰計劃，仍未能迅速挽回頹勢[88]:162。10月23日，解放軍攻陷長春，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被俘[88]:162。新編第七軍軍長李鴻等亦率部投降[142]:317。10月28日，廖耀湘兵團在彰武打虎山被圍殲，廖被俘[142]:317。
11月2日，解放軍攻陷瀋陽，衛立煌先期飛北平，部分國軍突圍撤至營口，經海運南下，東北盡失，國軍先後犠牲精銳達30萬人[88]:162。國軍自瀋陽、營口撤出東北[90]:56。瀋陽守軍周福成，率部投向中國共產黨[142]:317。接著解放軍相繼開入東北各要津[142]:317。
先是國軍鑒於東北全盤失敗，故將關內各戰場孤守據點之兵力儘量撤回，以圖縮短戰線[142]:317。秋後，鄭州至連雲港間各孤點盡行放棄，準備退守江南[142]:317。但中途遭解放軍牽制，以致行動暴露[142]:317。11月，解放軍進攻徐州[90]:56。國府任命劉峙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總指揮，自動放棄鄭州、開封等據點，調動40萬重兵與之決戰[88]:163。
11月初，粟裕及劉伯承兩向徐蚌地區發動攻勢[142]:317。雙方大戰展開，因國軍彼此缺乏聯絡，未能盡量發揮作戰功效[88]:163。黃百韜兵團原定11月5日開拔，向大運河以西撤退[146]:305。11月8日，第三綏靖區司令何基灃、張克俠率部譁變[142]:317。遂致國軍在徐州北部防線開了一個缺口，由山東南部地區南下之解放軍粟裕部，便輕易迅速通過缺口，於11月9日直插到徐州東側，擋住黃維兵團退路[146]:305。夥同原在南面之陳毅主力，對黃百韜兵團兩面夾擊[146]:306。11月14日，東線黃百韜兵團被解放軍粟裕部包圍於碾莊附近[88]:163。11月22日，江蘇邳縣之碾莊失守，司令官黃百韜自殺殉職[90]:57。
當碾莊戰役惡化時，國府急調華中黃維兵團（約15萬人）趕往支援[142]:317。黃維部行至宿遷雙堆集[142]:317。11月24日起，杜聿明指揮邱清泉、孫元良兩兵團，由徐州出動，連續幾天向南攻擊，由於解放軍憑藉工事，頑強抵抗，進展緩慢[146]:325。由固鎮北攻之李延年兵團，情形也一樣[146]:325。12月1日，蔣召見第十二兵團副司令胡璉，令其立即飛赴雙堆集，協助黃維指揮[77]:8741。
11月27日，南線黃維兵團被解放軍劉伯承部包圍於蒙城、澮河、渦河之間雙堆集，至12月6日所部瓦解，黃維被俘，副司令官胡璉突圍以出[88]:163。12月15日，除胡璉率領一部突圍抵蚌埠外，黃維兵團全部被殲[142]:317。
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彌、孫元良3個兵團及徐州機關和部分青年共30萬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77]:8740。12月1日，徐州剿匪副總司令杜聿明率孫元良、李彌及邱清泉等兵團向西轉進[142]:317。徐州國軍為避免包圍，於12月2日自動棄城南撤，至永城東北之青龍集、陳官莊間地區，遭粟裕麾下解放軍30餘萬要擊，傷亡極眾[88]:163。
12月6日當晚，孫元良兵團全部被打垮[146]:338。孫元良和兩個師長突圍而出，兩個軍長、師長被俘，部隊大部潰散，勉強收容幾千人，編成一個師，撥歸邱兵團第七十二軍[146]:338。自12月19日起大雪紛飛，一直下了十多天，空投大受影響[146]:338。時值天氣嚴寒，連日雨雪，加以國軍掩護大批隨行難民，接濟困難，遂感不支[88]:163。1949年1月6日，解放軍看見招降無效，就發動猛烈總攻[146]:338。苦持至1月10日，解放軍挾大規模兵力進攻，國軍陣地卒被突破，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杜聿明被俘，兵團司令邱清泉身亡，李彌、孫元良等突圍以出[88]:163。解放軍使用運動戰進攻突破國軍人海戰術陣地，李彌、孫元良全軍覆沒僅以身免[147]。國軍所部連機關眷屬共40萬人，除戰鬥身亡外，全部解甲[142]:318。此役，雙方參戰人員共100多萬人；經2個月以上之激戰，國軍所有精銳部隊，損失幾盡[142]:318。解放軍總共傷亡13.4萬人[148]。自此以後國軍陷入於絕對劣勢中[142]:318。解放軍乘勢往南攻陷蚌埠、臨淮等地，進而威脅南京[88]:163。
第二次國共內戰發生於1945年至1950年間[7][8]:20[9]:240[10]:1-2，是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抗日戰爭末期至結束後，雙方為爭奪中國的統治權而引起的內戰[11]。
1947年12月25日以前：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1947年12月25日以後： 中國國民黨 中華民國
支持：西方集團
1947年10月10日以前： 中國共產黨
1947年10月10日以後： 中國共產黨
1949年10月1日以後： 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支持：東方集團
毛澤東 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後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1949年10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關於戰爭性質國共雙方觀點各異：就中國共產黨的觀點而言，該戰爭是為推翻中國國民黨統治而進行的國內戰爭[12]:4923[13]:743，稱此為「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亦稱「中國人民解放戰爭」[12]:4923，簡稱「解放戰爭」；就中國國民黨的觀點而言，該戰爭是由中國共產黨發起對中華民國政府的叛亂[14]，稱這場戰爭為「動員戡亂」、「戡亂」、「戡亂戰爭」或「抗共衛國戡亂戰爭」。
抗日戰爭結束前後，國共間的衝突一直持續著[15]:704。國共雙方在重慶展開談判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然而談判很快破裂，內戰全面爆發。在戰爭初期，國軍一度取得優勢，佔領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張家口和延安等戰略要地。然而到1947年初，在土地改革等政策幫助下，中國共產黨逐漸開始以局部反攻以對抗國軍的重點進攻。及至1947年中，在重點進攻後，中國共產黨取得戰爭的主動權，戰局逆轉。解放軍在三大戰役（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中迅速擊敗國軍主力，隨後發動渡江戰役，並最終控制整個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則遷往臺灣。中國大陸教科書認為1949年4月23日渡過長江佔領南京標誌著戰爭的勝利，而西方史學界則一般認為1950年8月萬山群島戰役後內戰才逐漸平息[16]。
1950年3月，西昌被解放軍佔領[17]。11月，新疆反共復國軍亦於青海、甘肅一帶戰敗，此後僅發生零星戰鬥。國軍在緬甸境內、靠近滇省處部有一支部隊，即泰緬孤軍，1961年在中緬邊境爆發最後的陸上戰役江拉之戰，1975年6月中止游擊戰。雙方長期在中國大陸沿海爆發衝突，互有勝負。1979年1月1日，徐向前宣布停止對金門砲擊，至此兩岸雙方結束了軍事衝突[18][19]。然而隨著兩岸政治情勢的變化以及雙方領導人的更替，軍事緊張局面亦時有發生。
這場戰爭大幅改變中國的政治版圖和社會結構，並由此展開海峽兩岸關係。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統治範圍也因這場戰爭限縮至臺澎金馬地區和部分南海諸島[20][21][2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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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共同敵人——日本宣布投降。兩黨過去積累的歷史矛盾以及對國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顯[25]:1-2。蔣介石（下文簡稱蔣）和毛澤東（下文簡稱毛）為爭取政治主動，都高姿態謀求和平。8月14日，蔣為便於解決與中共歧見，電請毛前往重慶[26]:721。毛斥之為「完全欺騙」[27]:524。8月16日，毛覆蔣，俟對朱德要求表示意見後，再考慮相會問題[26]:721。斯大林以蘇共中央名義給毛一通電報，要他與蔣合作，毛則大發雷霆，說莫斯科為什麼不許他革命[27]:524！8月20日，蔣再電敦促，說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26]:721。8月23日，蔣三次去電敦促[26]:721。8月24日，毛稱願與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26]:721。毛說：「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時赴渝。」[28]:12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承認解放民選政府及抗日軍隊，制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地區，公平合理整編軍隊，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召開各黨派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26]:721。經過再次研究，反復權衡利弊，毛始決定應蔣之邀[28]:13。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字之手在我；必須作出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讓步的第一批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隴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佔優勢；東北行政大員由國民黨派，中共去幹部；如果這些還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28]:14。國民政府依盟軍指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接受日軍降權，但中國共產黨認為不只國軍才能受降，重慶統帥部不完全代表中國人和中國的抗日軍隊，中共以實際的抗命行動，爭取部分席位代表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雙方軍隊在華北、東北多處衝突[29]:1141-1146。
日本投降前夕，國民政府軍隊主力集中於後方，在長江以北、平漢路以東幾乎沒有政府正規軍存在，在長江以南、粵漢鐵路以東僅有第三戰區的部隊[30]。
到1945年4月，共方控制了大部分華北農村地區，根據地總人口約9,550萬，並建立起一支可以與國民政府一爭的軍隊[30][31]:10-43。在社會方面，由於戰爭之破壞，作為社會安定力量之士紳階層解體，而由於失產失業者增多，向為中國共產黨所依恃之流民也增多，這是解放軍能夠迅速膨脹起來之重要原因[15]:724。
8月9日，蔣曰：「今日接俄國已對日宣戰之消息，憂慮蕞集，而對國家存亡之前途，與外蒙今後禍福之關係，以及東方民族之盛衰強弱，皆繫於一身。能不戰慄恐懼乎哉！」[32]:618月11日，蔣命令日軍只能向他指定的部隊投降，同時要求國軍受降並收復戰略要地，對中共軍隊則命令「原地駐防待命」[33]。此外，國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前與蘇聯簽訂盟約，以接受外蒙古獨立以及承諾蘇聯在東北的特殊權益，換得蘇聯承諾東北屬於中國，不支持中共[34]:1-3。
張治中致蔣〈反對內戰萬言書〉說：「現在國際關係，雖然複雜，但無論何國，似均不願於此時發生戰爭。我國如欲憑借任何一國之力量，企圖促使國內問題之解決，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我國經歷八年餘之苦鬥，始獲得今日之國際地位，如於抗戰甫告勝利結束之今日，內部再有戰爭；且為一時不易結束之戰爭，國際友人對我國之觀感如何，不難想像。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今戰爭結束，舉國人民所歡欣仰望日夜祈求者，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今日人民之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將匯為不可遏止之時代巨流。以今日之國軍士氣與態度而論，亦不能繼續作戰，以職所接觸之若干將領中，其不願戰爭之心理，甚為普遍；且今日多數之國軍，實亦不能作戰。」[35]:735-736
9月20日，蔣說「共毛」是「惡貫滿盈，死有餘辜。」[32]:618-61910月1日，蔣說「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實不值一笑。」[36]:810月11日，蔣說「昨夜共毛談話。……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36]:113
中國國民黨接收大員貪腐被認為是觸發台灣二二八事變最直接原因，在被譏諷為劫收的接收之外，偽幣因為政府的錯誤政策急遽貶值，受占領地區人民因此受到直接的經濟損失，加上政府對漢奸懲處的範疇太過廣泛籠統，以及對前受占領地區人民居高臨下的態度相對比，民眾對國民政府在戰後復興時期的表現感到失望[31]:10-43。
10月12日，重慶《中央日報》社論：「假如中國真的發生內戰，那就是悲劇的演出。這一來，不止望和平建設如凶年望歲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將陷於絕望的深淵，中國本身的安定，固將無法確保，同時全世界也將蒙其惡劣的影響。我們過去五十年的革命流血，和八年餘的抗戰犧牲，也就換不到任何代價了。」[37]:26312月31日，蔣認為毛之來渝，乃因中蘇「盟約發表，共毛落膽，幾乎無所措手足。而俄史亦令其來渝談商。故其不得不有此一行。」[38]:275
1946年1月4日，蔣指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說：「在共軍根基未固之前，一舉剷除。」[38]:317
一般認為，國軍戰敗的原因有許多：政府分裂內鬥、腐化貪汙；財金紊亂、經濟崩潰；士兵厭戰、官壓民變[39]:109-132；抗戰後，中央對非中央系部隊歧視，待遇不平，化編或調邊遠地區作戰，引起不滿或叛離；借戰後「整軍」，裁非中央系軍官近30萬人，編「軍官總隊」，使此有戰場經驗幹部心有怨氣，後多被解放軍所用；處理百萬偽軍不當，殺官奪兵，或以「漢奸」、「敵偽」，驅之投共；因高級將領派系分明，能打仗將領——關麟徵、薛岳不用，用劉峙指揮徐蚌會戰，焉有不敗之理；有些曾受中央敵視將領，緊要關頭投共——如高樹勳、韓練成、吳化文、衛立煌、何基灃、張克俠、張軫、程潛、陳明仁等，中國大陸陷共前許多地方將領為求生存，更無論點，且國軍最高統帥部及各級指揮單位，多有中共地下黨潛伏，隨時為中共提供詳細情報，如參謀次長劉斐、作戰廳長郭汝瑰，又以統帥部直接指揮作戰，劉、郭參與機密指揮，所以每戰必敗[40]:19。
1945年8月10日，毛澤東通告所屬：「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準備對付內戰。」[28]:18月13日，毛說：「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因此：「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28]:4-5。接著，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中共將領投降，但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26]:721。中國共產黨拒絕蔣原地待命的命令，所屬部隊向日偽全線反攻，同時命令日軍除了被國軍包圍的部分向中共軍隊投降[34]:1-3[41]:185。8月24日，毛指示軍事部屬：「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28]:13。至8月26日，共產黨已佔領大小五十九個城市和鄉村，日偽軍隊根據國民政府的命令向中共進攻，到9月底攻占了20多個城鎮[31]:10-43。8月29日，中共中央即指示晉察冀和山東方面之負責人，迅速派遣幹部和部隊到東三省，以控制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42]:185。9月17日，遂即提出「東北為我勢必所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制」，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之戰略方針[43]:278-279。中共正式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
據中共中央11月4日之指示，進兵東北情況及計劃如下：「最先入東北之李運昌部，已由五千人擴充至八萬人，惟戰鬥力弱。正規軍入滿者約五萬人。在途中者尚有五萬人，十一月中旬可到，約計十萬人。為內線作戰之主力。另外約十一萬人將於十二月下半月可到熱河、遼寧、冀東地區，外線作戰。」[44]:401-402從1945年8月到11月底，中共中央先後調派中央政治局委員4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6人到東北工作，從各戰區調集主力部隊達11萬人，另外還從延安和各戰區抽調2萬多名幹部到東北，迅速擴大和整編20個師，並建立10個軍區[45]:181。
關於平漢路方面，中共中央軍委給劉伯承、鄧小平等指示是：「十一月中旬重慶軍事會議秘密決定沿平漢路北進，頑軍除原有各軍外，擬新增以下六個軍：計七十三軍（美械三個師）戌中旬駐湘潭。十軍（美械兩師）戌中旬駐常德、邵陽各駐一師。八十八軍（川軍）戌下旬尚在浙東。二十八軍（湘軍）戌下旬在天目山（皖南）。七十一軍（美械三個師）戌上旬在全州，近有改開東北訊，待證。新一軍（美械三師）戌中旬似在芷江。估計在十二月底能趕到新鄉者，只有七十三軍與一百軍。下次平漢路戰役，主力可能是該兩軍及原駐新鄉地區之八十五軍、三十二軍。根據各種情況判斷，平漢路更大戰役可能在十二月底及來年一月上旬。」[46]:461。
顧柏克（Anthony Kubek）認為國共鬥爭是美蘇鬥爭之縮影，而在國共鬥爭中，美國政府受到一批親共人士影響，支持中國共產黨之「聯合政府」謀略，為國民政府拒絕後，即不再熱誠支持國民政府，在國共談判中，處處翼護中國共產黨[15]:723。
蘇聯以遠東軍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為統帥，指揮數十萬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及外蒙，日軍毫無抵抗，1945年8月21日其關東軍在哈爾濱向蘇軍投降，59萬4千餘人悉被蘇軍俘走[32]:286。蘇軍分為三路進入滿蒙，右翼兵團攻向張家口，中央兵團進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團沿中東鐵路南下長春、瀋陽，一支入旅順，一支進抵山海關[47]:873。
10月1日，蘇聯駐重慶大使彼得洛夫謁見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時稱：蘇軍現已開始撤退，大部份將於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蘇聯政府授權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與國方統帥部確實商洽東北軍政事宜，地點為長春，時間為10日至15日[36]:3。10月12日，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與外交特派員蔣經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等一行到達長春，是日蔣經國向蔣函呈抵達長春情形：「⑴熊主任與兒於今（十二）日午後三時安抵長春，蘇軍曾派代表來機場迎接。⑵定明日與馬林諾夫斯基正式會談，我方擬提出撤兵，恢復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連登陸四問題。⑶東北行政系統尚完整，兒意我方必須在蘇軍撤退之前，將行政接收完畢。⑷蘇軍對本黨活動，最近公開表示不滿。……⑸共黨力量，在東北尚未發生重大作用，但蘇軍在暗中確有支持共黨之行動。⑹今年東北大豐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漢，愛國之熱情，實高過於關內。」[36]:125-12610月13日，蔣經國向蔣函呈：「⑴彼方不願我軍海運登陸。……⑵強調反蘇之秘密組織，必有其他意思與作用。⑶對於經濟問題，避開不談。」[36]:137到10月21日夜間，蘇聯長春電台廣播反對美軍在華北登陸[36]:270。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長春城郊作大規模之軍事演習，限制行營活動，封閉中國國民黨長春黨部，並以中國共產黨員張慶和接充長春警察局長，意在阻止國府之接收也[36]:297。
同時11月國軍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登陸秦皇島抵達山海關附近，亦受到阻撓，經向馬林諾夫斯基交涉，希在營口、葫蘆島登陸，馬稱蘇軍已自該地撤退，第十八集團軍入據矣，彼概不負責，亦不干涉[47]:875。11月6日，蔣經國分析蘇方態度突變之原因，認為係受美蘇關係及國共衝突之影響，因恐我軍進入東北之後，將支持美國在東北之利益；甚至未來戰爭中，我軍有被美國所用之可能，故不願我國大軍開入東北；但根據條約，蘇方不得不撤兵，同時亦無法禁止我軍開入東北，故決定造成混亂局面，使我中央一時不能接收東北[36]:430-431。蔣介石日記11月7日記道：「俄國之陰謀，毒辣極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間隙。……所有約言，一概不認，始則大連，繼則葫蘆島，最後則營口，先諾而後背約。……今既於東北各海口不能登陸，只能由山海關陸路前進之一途。此後對東北，只可如俗語所謂『死馬當活馬醫』而已。必須先收復關內與內蒙，而後再圖東北也。」[36]:435-436
美國國務卿指出，蘇聯在華北駐軍的主要任務是實施對日軍的繳械和遣返。在中國軍隊能獨立擔負責任後，蘇聯駐軍將立即撤回[48]。
通過對日作戰，蘇聯控制中國東北及蒙疆（內蒙古）的部分地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欲接管東北，以便與中國國民黨繼續鬥爭。[49]而斯大林則為了避免和美國支持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進一步加深衝突，拒絕毛澤東的要求，決定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並一度向國民政府提出協議，支持國民政府接管東北，換取蘇聯在東北的經濟利益，並不得讓美國勢力進入東北。[49]然而由於國民政府拒絕蘇聯方面的要求，蘇軍於1946年在撤離東北回國之前為中共搶占東北的真空地帶提供很多便利條件。[49]部分學者認為：蘇聯按時參戰，佔領東北，允許中共佔領大部分鄉村地區，阻止國府重返東北，還把大量日軍裝備送給中共軍隊，使蔣介石在內戰中必須走向軍事失敗[50]:9；蔣解散30萬曾為日本人效力之偽軍，在東北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補充共產黨方面力量[50]:10。蘇聯紅軍曾經把繳獲自日本關東軍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給中共將領林彪的東北野戰軍[51]。在東北，蘇聯自日本關東軍手中接收轉交給中國共產黨武器裝備[52]:91-92。歷史學家張玉法認為，1947年，在戰況不利下，中國共產黨曾請求蘇聯給予援助[15]:703。張玉法認為國共之間是一個國際戰爭，蘇聯不斷給予中國共產黨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國則為迫使國民政府改變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責難多，終使國民政府實力與聲望每況愈下，不僅喪失與中國共產黨從事軍事對抗之力量，也喪失與中國共產黨談和之條件[15]:711。中國共產黨之發展，自始受到蘇聯支持[15]:723。但也有美國學者認為，蘇軍一方面允許共產黨和八路軍接管農村，另一方面卻讓蔣中正官員接收滿洲所有的城市，並保護了他們好幾個月[53]。
當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有餘力壓制中國共產黨之發展，但因世界大戰剛結束，戰爭已為世人所厭惡，國民政府只好在美國之壓力下與中國共產黨和談[15]:723。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等赴重慶開始國共兩黨就和平建國等問題舉行會談，並先後簽訂《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和《關於停止軍事衝突的協定》[12]:4923。歷史學家張玉法認為，中共在和談中，一面擴張，一面爭取國際上及國內各小黨同情，實力大增[15]:723-724。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解決國內問題之五項協議[12]:4923。蔣、毛直接會談8次，據《毛澤東年譜》記載，為8月29日、9月2日、9月4日、9月12日、9月17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1日[28]。8月28日，蔣自記：「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47]:815-816
8月29日，毛方記：「下午，同蔣介石第一次直接面談。蔣介石表示一切問題，願聽取中共方面意見，並重提所謂中國無內戰的說法。毛澤東列舉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中的大量事實指出，說中國沒有內戰是欺騙。最後蔣介石提出談判三原則：⑴所有問題整個解決；⑵一切問題之解決，均須不違背政令軍令之統一；⑶政府之改組，不得超越現有法統之外。」[28]:17蔣方記：「七時（下午），再赴蓮屋親訪毛澤東，約談一小時，普通應酬也。」[32]:378「考慮與中共談判方針，公自記曰：⑴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⑵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⑶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回訪毛澤東於蓮屋，與談約一小時而別。公自記曰：『普通應酬也』。」[47]:799
9月2日，毛方記：「晚八時半，與周恩來、王若飛去林園赴蔣介石的晚宴，在座的有孫科、吳鐵城、張群、王雲五、張伯苓、傅斯年等。宴會後，同蔣介石就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組數目和駐地、解放區、政治會議、國民大會代表等問題，直接商談。」[28]:20蔣方記：「晚宴毛澤東後，並與之單獨談話。」[32]:423蔣又記：「此時對共黨應以主動與之妥洽，准予整編共軍為十二個師，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二人，並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觀後效。」[47]:820
9月4日，毛方記：「下午五時，應蔣介石邀請，參加在軍委會舉行的慶祝抗戰勝利茶會。會後，毛澤東和蔣介石直接商談」、「同日，蔣介石將其自擬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張群、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們四人為談判代表，要他們擬具對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復案。」[28]:20-21蔣方記：「約見共黨毛澤東在辦公室談話片刻，直告其周恩來所提方案與態度，皆應根本改變也。彼諾之。」[32]:467
9月12日，毛方記：「同周恩來應蔣介石之邀，去林園共進午餐，餐後與蔣介石直接商談。」[28]:23蔣方記：「正午，約毛澤東談話，約半小時，余以至誠與大公，允其所有困難，無不為之解決。而彼要求編其二十八師之兵數耳。」[32]:531-532
9月17日，毛方記：「應邀赴林園同蔣介石共進午餐，張群、吳國楨、赫爾利在座。餐後，同蔣介石直接商談，雙方的爭執，仍在軍隊和政權問題。」[28]:25蔣方記：「正午，約毛澤東、赫爾利談話，並攝影。據岳軍言：恩來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對余言可減少其提軍額之半數者，實乃指其四十八師之數，已照共匪總數減少一半之意也。果爾，則共匪誠不可與言矣。以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二十八師之數字也。其無信不誠，有如此也。」[32]:588
毛與周恩來、王若飛研究談判新方案，表示對國方之讓步，於9月19日向國方代表提出，要點是：「⑴國、共軍隊的比例為六與一之比。⑵關於軍隊駐地和解放區，第一步，撤退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個地區之共軍，集中於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第二步，再將蘇北、皖北、豫北地區之軍隊撤退。所有共軍集中於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山西之大部分，綏遠之小部分，及陝甘寧邊區等七個地區。解放區亦隨軍隊駐地之調整而合併。⑶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陝甘寧邊區之主席，山西、綏遠兩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島三個特別市之副市長，由共方推薦。北平行營由中共主持，並仿東北行營例，設政治委員會，由中共負責。」[28]:27-2810月17日，毛說：「因為國民黨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區，在他的床旁邊，或者在他的過道上，我們在那裡，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覺。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爭。在這一點上，我們採取讓步，就有利於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間分子的同情。」[73]:18
9月21日，談判陷於僵局，休會5天，赫爾利找毛談話，要求中共交出軍隊，要麼破裂，毛說還要討論[28]:28-29。
10月9日，毛方記：「同周恩來、王若飛應蔣介石夫婦邀請，赴林園共進午餐，宋子文、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餮後，毛澤東與蔣介石直接商談。蔣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棄軍隊和解放區，毛澤東表示不能同意。」[28]:32蔣方記：「毛澤東來辭行。公自記經過及所感曰：『毛澤東今日來作別，與之談約一小時。先問其國、共兩黨合作辦法及其意見如何？彼吞吐其詞，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余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畫，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戰爭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後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彼口以為是。』」[36]:80-81
其後，9月27日、9月28日、10月2日、10月5日，先後進行4次會談；10月8日，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之《會談紀要》交換意見，10月10日雙方代表簽字，10月12日公佈之[74]:622-623。
10月11日，毛方記：「晨同蔣介石作最後一次直接商談。蔣介石表示在解放區問題上不再讓步。毛澤東告訴蔣介石：周恩來、王若飛將在重慶繼續商談。」[28]:32蔣方記：「今晨八時，約毛澤東早餐後，余再與之懇切對談，闡明數次談話要旨，明告其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所遷就；否則，不成其為國家之意，堅決表示望其了解也。客去後，……甚歎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36]:113毛回到延安當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報告重慶談判之經過說：「國民大會與解放區問題未解決，對我們重要的是和平與解放區問題。蔣介石不給解放區幾個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給。我們乃提出維持現狀，將來解決。」[28]:3312月6日，據國方情治機構之情報，毛返延安後即召開集中決政治局委員聚會，報告其在重慶談判情形，略謂：「此次談判，涉及問題很多，均以黨中央所提之十二條原則為依據。我們認為爭取我黨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國民黨則注重於我黨的軍隊和政權兩項，所以一再堅持軍令政令的統一，以求達到取消我黨的軍權和政權。史大林同志的話很正確：『中國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如果我黨的軍隊和政權被取消，即使黨能合法存在，又有什麼力量呢？所以軍隊和政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38]:54-55
從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將近有一年半時間，由美國居中調解，調解失敗；從1947年1月到6月，由民社黨、青年黨等居中調解，調解也失敗[15]:704。
10月8日，國共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之《會談紀要》交換意見，並修改定稿，預定10月10日簽字[28]:31。毛在重慶各界歡送會中說：「中國今天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28]:31-32毛說：「不能否認，困難是有的」[28]:32。
10月10日，毛方記：「晚上，同周恩來、王若飛赴林園蔣介石官邸辭行，毛澤東與蔣介石直接商談。當晚毛澤東宿林園。」[28]:32蔣方記：「翌（十）日午，親至其寓所話別時。毛忽要求准彼於當晚來宿林園。公料知其必另生枝節，但仍表示歡迎之意，略談辭出。當晚九時許，毛果來宿林園，又與談約半小時」[47]:848、「昨夜（十）毛共談話，忽提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為宜，並稱回延安準備召集其所謂『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後，再定辦法。又稱國民大會提早至明年召開亦可。余聞之，殊為駭異。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余於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則國民大會無期延誤，我政府勢必因此失信於民；但如政治協商會議能在本月底開會協商，則國大會議，政府可遷就其意，改期召開，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確定會期，示民以信也。余又明示其政協會即使不能如期開會，則政府不能不於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談至此告辭，約其明晨再談而別。」[36]:112-113
10月12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地黨委之指示說：「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鬥爭，方可解決。……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至於「東北問題，未在此次談判中提出，我黨一切既定計劃，照樣執行。」[28]:34-35
在重慶談判期間，中共發動上黨戰役[75]。
1946年1月，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民盟、中國青年黨等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圍繞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事、國民大會和憲法五個問題展開討論，最終達成五項協議，規定政府改組後以國民政府委員會為最高國務機關，規定國府委員里國民黨占半數，另外半數由其他黨派和社會賢達組成，重大議案須2/3多數委員支持通過；在執政綱領上，通過了以中共草案為基礎的《和平建國綱領》，一致同意和平實現民主憲政；一致同意整編國共軍隊，實現軍隊國家化[34]:36-42。由於兵員裁撤過多，導致共產黨軍隊在國共內戰初期處於不利態勢[76]。
1946年1月10日，國民政府代表張群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1月5日達成之《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時公布，停戰命令規定於1月13日24時起全國一律停戰；張群、周恩來簽訂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協議，規定：軍調部設北平，設委員會三人，國民政府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充任主席，各有表決、互讓權，事宜須經三人一致通過，三人不能協議之問題，應提交軍事三人小組決定之[77]:7951-7952。2月1日，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蔣介石表示政府僅派張治中一人出席軍事三人小組，張群不再參加；周恩來轉達毛澤東關於軍黨分立、國共長期合作之意見，並謂毛澤東將參加聯合政府[77]:7970。3月27日，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和美國代表吉倫於重慶怡園正式簽訂關於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協定[77]:8019。但該協定已對激烈進行的東北內戰無實際約束力[78]。
在中國國民黨內，「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團體到1948年1月在香港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選李濟琛為主席，譚平山、何香凝、蔡廷鍇等為中央常務委員，反對國民政府，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15]:724。同時期，在美國總統杜魯門支持下，馬歇爾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國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禁運[79][80]。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間，美國為迫使國民政府容許中國共產黨參加政府，無一械運來中國[15]:723。1948年夏間，美國始給予4億5千8百萬援助，但指定用於軍事僅有1億2千5百萬元[15]:723。戰爭結束後，魏德邁將軍在美國國會作證，杜魯門政府1947年決定停止進一步的培訓國民政府軍隊，並對國民政府實施武器禁運，西方記者與決策者不斷指責和批評中國國民黨，這成為國軍士氣低落並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81]。中國共產黨在美國之同情和蘇聯之實質支持下，勢力日增[15]:723。
到1947年6月底，國民政府放棄談判政策，開始全面軍事對抗中國共產黨[15]:704。7月18日，國民政府取消中國共產黨國民大會代表及國民政府委員保留名額及參政員名額，此後國軍即全面攻擊解放軍佔領區[15]:704。在政界，於1947年10月28日被國民政府解散之中國民主同盟，由沈鈞儒等在香港重建起來，宣言與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合作[15]:724。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解放軍總部號召打倒蔣介石[12]:4923。不僅地富逃亡，甚至中貧農逃亡也不少」[82]:608。甚至有村莊連貧中農之東西都沒收，「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瓮里，還有用油從頭上燒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終日[83]。
有鑑於此，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陝北米脂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作報告，提出土改總方針是「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強調「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哪怕只發生一戶中農被錯當成地主來整，我們也必須十分注意糾正」其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又在1948年春連續發出指示，要求必須避免對中農採取任何冒險政策，容許中農保有較平均水平為高的土地；區別新富農和舊富農，對老區新富農按富裕中農待遇；對開明士紳應予照顧，對大中小地主應有所區別；堅持少殺人，嚴禁亂殺人；明確土改的地區差別，即老區只進行適當調整，半老區按《土地法大綱》進行土改，新區第一步土改不觸動富農；明確地主、富農和中農的劃分標準；保護已分配土地的私有產權；要求糾正關於土改的「左」傾宣傳等等[84]:1267-1274。據此，各根據地在1948年內普遍進行了糾正土改的工作，主要是糾正侵犯中農利益的做法。最終使得農村民眾，特別是佔據多數的貧困農民的民心最終倒向中共一方[85]:353-354。
其中，1949年中共財政收入更是達到糧食304億斤[86]，約合11億美元，而同期中華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僅有9,000萬美元[87]。
中國抗日戰爭所帶來之經濟崩潰和社會解體使國民政府恢復秩序之努力歸於失敗[15]:724。由於通貨膨脹和支付不斷增加，國民政府庫存之金銀及外幣，在1945年底為9億美元，1946年5月降為6億美元，1946年底降為4億5千萬美元，1947年10月降為3億美元，1948年4月降至1億1千萬美元[15]:724。1947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3萬5千億，至7月增至10萬億以上[88]:159。1948年7月29日，蔣在莫干山召開會議研究發行金圓券事，謂王雲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計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措施[89]:352。8月19日，蔣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同時停止發行法幣；並在各地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90]:56。蔣發表談話，呼籲同胞奉行法令，擁護新幣制，以福國利民[90]:56。並公佈「金圓券發行法」，主要內容為：一、金圓券發行採用十足準備，其中必須有40%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的國有事業資產充當，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銀行發行，發行總額定為20億元；二、金圓券一元折合法幣300萬元[88]:159。
1946年以後，各地學生不斷發動反飢餓運動，在國民政府鎮壓下，他們又提出「反壓迫」之口號[15]:724。隨着戰爭發展，在中共之領導下，國統區人民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之運動也逐步高漲[12]:4923。中國共產黨在戰場後方通過秘密地下黨員，策動學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學學生的「反飢餓，反內戰」大遊行，此次遊行學生與軍隊衝突釀成血案[91]。此外，與中國共產黨互為友黨的中國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締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積極參與學潮，配合中共的鬥爭[92]。1947年5月30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所寫時評，高度評價國統區學生運動，認為是解放軍作戰之外第二條戰線[77]:8364。
1948年8月15日，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稱，「職業學生一年半以來製造學潮109次，耽誤課業506天，學潮漫及18個重要都市」[93]。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時，《新華日報》每天都登有新華社發的中共軍隊勝利戰報，每天辟有專欄刊登啟事[101]。據《新華日報》編輯回憶說，「有反動派對此不滿，表示：『世界上哪有這樣的怪事，在打仗的時候，竟允許敵人在自己的區域發宣言、發戰報，進行宣傳？』……想以此作為迫害我們的藉口……敵人對新華日報的稿件更加緊了控制。新華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線的勝利消息不准登……。我們有時也作些不損原意的改動，更多的時候根本不理睬，該登的還是照樣登。敵人對我們毫無辦法。」[102]:411949年9月，昆明銀行從業員聯誼會發表告社會人士書，反對徵兵徵糧，反對苛捐雜稅，反對蔣桂系統軍隊入雲南[77]:9002。
內戰爆發編輯
1945年7月，國共雙方便爆發了爺台山戰役（英語：Yetaishan Campaign）。1945年8月10日，中共得知日本即將投降，立即向附近敵軍發出通牒，要求其對共軍投降，否則予堅決消滅[103]:165。中共指示部隊「迅速占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頑軍妨礙我們進占城鎮和要道時，應以各種方法阻止以至打擊、消滅之。」[103]:166國軍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率軍自寧夏五原東進，準備進入北平和天津接受日軍投降[103]:166。8月12日，中共中央致電晉綏、晉察冀分局，命令「務用全力殲滅傅作義東進部隊」[103]:166。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104]:32。
因斯大林以蘇共中央之名義致電毛說：「日本投降，國共應言歸於好，共商建國大計。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28]:138月30日，毛遂提出「擁護蔣先生，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28]:18。9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其各地黨委說：「⑴我們與國民黨初步交換意見的談判，已告一段落，國黨毫無誠意，雙方意見相距甚遠，談判將拖延一時。⑵蔣對具體問題表示：政府法統不容紊亂，軍令政令必須統一，國大要速開，舊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額，容納各方，容納各黨派參加政府。⑶關於兩黨關係的重要問題：對軍隊只允編十二個師，需完全服從命令，按指定地區集中。對解放區民主政府，則表示含糊。」[105]:276[28]:239月中旬，黃克誠率新四軍第3師3.5萬餘人從蘇北出發，11月底到達東北[106]。
9月10日，中共發動上黨戰役，共方參戰兵力為31,500人，並有5萬民兵助戰，國方部隊13個師38,000人，從8月下旬到10月8日，國方除4,000餘人逃走外，全部被殲，被俘官兵17,000人，包括軍長史澤波及副師長以上將領10餘名，並攻佔縣城6座，共方傷亡4,000人[107]:341-343。10月24日，中共發動邯鄲戰役，國方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指揮下之冀察戰區司令高樹勳，率領其新編第八軍和兩個縱隊及河北民兵萬餘人，於10月30日在河北磁縣馬頭鎮投靠中共，成立民主建國軍，高為總司令，致使第三十軍、第四十軍於10月31日至11月2日被殲，馬法五以及副軍長、4個師長以下官兵2萬餘人被俘[108]:417-419。
1945年11月，根據中蘇協議，國軍進入東北接管，但受到蘇聯阻撓。輾轉登陸後，在山海關遇到中國共產黨阻擊，東北爆發內戰[109]。
1946年1月10日，國、共簽訂第一次停戰令，規定雙方軍隊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地停止軍事行動[12]:2015。但共軍繼續攻佔營口、鞍山、四平街一帶，並佔領哈爾濱。[110]在熱河進佔赤舉，在晉綏進佔侯馬與集寧[111]。且由山西率四萬餘衆，分路經熱河進入東北，另有五千人攻佔盤山[112]。甚至在停戰令發布後六天（1月16日），殺害了撫順煤礦接收委員張莘夫[113]。軍事委員會指出：自1月13日至4月3日，共軍發動大規模攻擊287次，佔13縣，陷車站30座，包圍29城[112]。中國共產黨履行協定，中國國民黨在下達停戰令前，密令軍隊「盡速搶佔戰略要點」，接着又調動軍隊進攻解放區[12]:2015。蔣利用停戰機會，在關外，以「接收主權」為名，增兵東北，搶佔戰略要地，形成「關內小打，關外大打」，據不完全統計，從1月13日至5月20日，國軍向解放區發動大小進攻3,635次，使用兵力258萬餘人，強佔解放區村鎮2,077個，縣城26座；蔣在將近十個月打打談談之後，自以為完成發動全面內戰之準備[114]:494。但實際上，第一次停戰令僅限關內，不含關外，東北不在停戰之列。[115]
1946年3月6日，中國照會蘇聯，撤軍期限已過，蘇軍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蘇聯政府飭令「即行撤退」[49]3月12日，東北局電告中共中央，蘇軍通知將於13日撤離瀋陽，希望中共軍隊「迅速攻入瀋陽」，而且「凡紅軍撤退處都可打」。[49]3月中旬，東北局再表示，凡蘇軍撤離之地，包括瀋陽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並希望我放手大打」。[49]3月13日，國軍進占瀋陽，隨後向南進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49]林彪部主力30餘萬，集中於四平街附近，企圖阻止國軍前進[88]:154。4月6日蘇聯撤軍，中共在蘇軍撤退後一個半小時，對原本由中蘇共管的長春發動攻勢，並在4月8日佔領長春[116]:202-203，國民政府認為此舉違反1月停戰令[117]。國軍杜聿明部自5月起在東北發動反攻[88]:154。5月3日，國軍克復本溪，激戰於四平街一帶，5月19日克復四平街[88]:154。5月22日，東北民主聯軍完撤出長春[77]:8057。5月23日，國軍克復長春，5月28日克復吉林，6月5日直逼哈爾濱[88]:154。國軍因戰線過長，止步於松花江。[49]從6月5日起，在馬歇爾壓力下，蔣先後向中共提出五項停戰要求，解放軍必須退出：（一）隴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區；（二）膠濟線全線；（三）承德及其以南地區，以及冀東沿海；（四）東北除黑龍江、興安兩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區以外之所有各省；（五）六月七日後中共在山東、山西兩省從偽軍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區；並聲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區，則國民政府不能考慮停戰問題[114]:494。6月6日，蔣頒發第二次停戰令[90]:48。
雙方兵力上的對比是：中國共產黨軍隊在1945年9月擁有61萬正規軍，66萬地方部隊和數百萬不脫產民兵（另有一說這是內戰開打時的數字）[118]。以滿洲國軍為代表，最高峰時在編人數超過80萬的偽軍[119]:31，有相當高比例又是被雙方軍隊收編大部分加入國軍，小部分加入解放軍[120]，這些改編都是在日本投降後幾個月完成的[121][122]。到1946年6月國民革命軍擁有軍隊430萬，能夠用於機動作戰的高素質部隊200－220萬[123]:374[124]:12[125]:450[126]:93。在國民革命軍中，一直存在着有裝備精良訓練充分的部隊，和受差別待遇的、人員素質和裝備水平都低、軍紀也較壞的雜牌部隊並存的現象，後者經常與中央系部隊互相敵視，難於統一指揮[127][128][129]:33[130]:182[131]。
第二次停戰令頒布後，7日下午三時﹐東北共軍分兵四路向國軍進攻﹐一向法拉﹐一向陶賴昭﹐一向五棵樹﹐一向烏拉；國軍為遵守停戰令未作抵抗，並退守松花江以西。[132]9日及19日﹐共軍在河南堰城﹑修武兩地﹐殺害了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和郭子祺少校。[132]中共又在熱河進佔承德，在山東進佔棗莊、德州、泰安、高密，在江蘇進佔泰興及口岸鎮，在晉綏侵佔聞喜、朔縣、新澤、榆次、介休等地。[111]共軍劉伯承部襲占冀南東明至考城間地區，國民政府限其於6月底前撤返6月6日前之原駐地，否則將予制裁。[133]中共方面聲稱，國民政府於1946年6月26日以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掀起內戰[114]:494，公開發動全面進攻解放區[12]:2015。停戰有效期剛過，國軍在劉峙、程潛的統率下，以20萬優勢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邊界宣化店被包圍的李先念部6萬中原解放軍，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圍[134]。1946年6月，蔣在美國支持下，調動160萬正規軍，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反擊[135]:472。在此期間，國民政府在其完成各項軍事部署後，於1946年6月26日，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12]:4923。全國內戰爆發開始，蔣實行全面進攻戰略，使用其正規軍百分之八十，即193個旅，158萬人之兵力，企圖首先消滅中原解放軍，然後攻佔江蘇、安徽，再攻華北，「在三個月或六個月內解決問題」；全面進攻重點在華東戰場，並實施軍事、政治和經濟相結合，地方團隊、還鄉團等與正規軍相配合之總體戰[114]:494。面對蔣全面進攻戰略，解放軍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之作戰原則[114]:494-495。1946年，中國共產黨實行總動員，公開進攻榆林、遼寧，並大舉進攻蘇北，旋又加緊破壞北寧路[90]:49。同年夏，關內各地國軍雖迭獲勝利，東北地區由於防地遼闊，兵力不足；加以交通被解放軍所破壞，乃形成被動之形勢[88]:162。
7月，國共就蘇北政權的談判陷入僵局，此時國軍為保衛南京側翼安全，向蘇中和蘇北的新四軍駐地發動進攻[136]:2。國軍5個整編師共15個旅約12萬人，企圖由南通至泰州一線向蘇中解放區大舉進攻[12]:1489。共軍發起蘇中戰役，中共稱之為「七戰七捷」[12]:1489。粟裕、譚震林指揮19個團3萬餘人，從7月13日至8月27日，連續作戰七次，均獲勝利[12]:1489-1490。在一個半月中，殲滅國軍6個旅及5個交警大隊，共5萬餘人[12]:1490。7月，蔣徇調人之請，兩次頒令停止衝突，並主張召開五人小組，商談政治問題，與三人軍事小組同時進行，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90]:48。休戰期間，蔣要求中共必須放棄蘇北、膠濟鐵路、承德、古北口和哈爾濱，遭到中共拒絕[34]:56-58。
8月，解放軍賀龍部開始圍攻大同[88]:154。9月14日，傅作義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克復集寧，解大同之圍[88]:154。10月11日，國軍第三十六集團軍奇襲奪取中國共產黨華北區中心城市張家口[88]:154。正在斡旋國共衝突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國軍攻占張家口的報紙後稱「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去。」[137]9月17日，國軍占領蘇北共軍基地淮陰；27日，蔣表示願意談判，周恩來要求恢復第一次停戰令及第二次停戰令生效時關內、關外共軍位置。[138]:735
10月11日，國軍進據張家口，戰事雖告一段落，戰爭並未停止[139]:75。蔣把佔領一些地方當作「勝利」，尤其是佔領張家口後，立即下令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並積極準備突襲延安，繼續向華東、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解放區進攻，其主要戰場仍在華東之蘇北和山東[114]:495。中國共產黨和民盟要求追究中國國民黨破壞和平的責任。中國國民黨堅持於1946年11月中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而周恩來稱，「國民大會一旦召開，他就回延安」[134][140]。在馬歇爾拒絕調停情景下，10月26日，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提出一個解決方案，但經周恩來施壓又撤回此案[141]:207。11月1日，國軍登陸煙臺，魯南各地相繼收復[88]:154。11月8日，蔣頒布第三次停戰令，聲明保留中共及其他黨派的應有名額，中共則堅持停開，政府將國民大會延期三天。[138]:73511月15日，國大召開，青年黨、民主社會黨（國家社會黨的改名）出席，中共、民主同盟拒不參加。[138]:736
四個月來，國軍佔領105座城市，卻損失32個旅，約30萬人兵力[114]:495。
1947年1月1日，蔣宣布和平統一方針決不變更，中共問題仍擬政治解決，政府決不關閉和談之門，並由司徒雷登通知中共。[138]:737中共答稱，必須取消國民大會所制中華民國憲法。[138]:7371月29日，司徒雷登聲明終止美國政府與軍事三人小組及軍事調處執行部的關係，美國的調處徹底失敗。[138]:7371月，陳毅的華東人民解放軍，劉伯承的中原人民解放軍分向魯南、魯西南猛攻。[138]:7371月，國軍進指陳毅部於魯南，由徐州綏靖主任薛岳指揮[142]:313。初戰，國軍馬勵武、周敏英兩軍（整編第二十六師，整編第五十一師另第一快速縱隊）於棗莊、嶧縣地區，為解放軍所敗（國軍損失5萬餘人），2月間雖陳誠親赴徐州指揮（以20個旅從蘇北，以3個軍從魯中，兩面夾擊臨沂），激戰半月，臨沂遂告克服，陳毅終告撤退（佯敗於南線國軍，棄守臨沂，主力隱蔽兼程北上）[142]:313-314。2月下旬陳毅部反於萊蕪區，將李仙洲（北線國軍第二綏靖區副總司令）部（3個軍7個師約5.6萬人）包圍解決[142]:314。2月底，林彪部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舉發動猛攻，5月17日攻佔懷德，5月21日攻佔公主屯，孤立永吉、長春、四平街[88]:162。
1947年1月31日，延安總部公布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戰爭幾項重要統計：七個月中，共殲滅國軍56個整旅（師）、其中1月份殲國軍12個旅；斃、俘其將級軍官103名，其中俘獲87名，俘獲後逃跑4名，擊傷12名[77]:8276。國軍攻佔解放區城市199座，解放軍攻佔國統區城市100座[77]:8276。
1947年3月10日，各路國軍20萬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揮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進攻，中國共產黨調動5,000兵力[143]，憑藉地雷和伏地堡壘頑強抵抗，國軍3月19日攻入延安[88]:158。國軍稱斃傷解放軍1萬6千餘人，俘虜解放軍1萬餘人[88]:159。
郝鵬舉率領2萬人歸附國軍[88]:158。1946年11月15日，制憲國民大會開幕，蔣為取得軍事上配合，擬定結束蘇北戰事作戰計劃[114]:495。
1947年2月底，林彪部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舉發動猛攻，5月17日攻佔懷德，5月21日攻佔公主屯，孤立永吉、長春、四平街[88]:162。4月初，津浦鐵路徐州至濟南段打通，國軍包圍解放軍陳毅部於沂蒙山區[88]:158。4月30日，據新華社統計，國軍在4月份被解放軍折損合10個半旅，奪佔國軍駐守縣城48座[77]:8345。5月16日，華東野戰軍圍攻孟良崮，至下午5時，全殲整編第七十四師3.3萬人[77]:8355。5月19日，蔣介石飛徐州，與顧祝同研討山東軍事，決定各部暫駐原防，全面整訓，改正戰術，準備最後決戰[77]:8356。
自1947年5月起，解放軍徐向前、彭德懷等部開始圍攻太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堅守[88]:164。
6月6日，解放軍攻陷熱河赤峰[88]:162。6月16日，國軍被迫放棄安東省會[88]:162。解放軍開始進攻遼寧瀋陽[88]:162。6月，解放軍猛攻四平街，國軍守軍陳明仁部堅守月餘，殲敵甚眾，蔣特電嘉勉[90]:51。6月28日，最高法院檢查署下令通緝毛澤東，7月4日國民政府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變方案」，以對付中國共產黨[15]:704。
戰爭第一年，解放軍殲滅國軍112萬人[12]:4923。
1948年1月和8月，蔣先後採取分區防禦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135]:473。從1948年9月起，軍隊主力在共軍接連發動的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中被殲滅[135]:473。
1947年6月30日，解放軍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以主力一部挺進中原，將戰爭引向國統區，在外線大量殲敵；以部分主力和廣大地方武裝繼續在內線作戰，箝制和消滅敵人，收復失地[12]:4923。8月，國軍肅清膠濟鐵路沿線解放軍[88]:158。8月21日膠濟鐵路全線打通，8月23日國軍在河南收復汝南、新蔡[15]:704。
8月22日，華中解放軍陳賡部自豫西新安、澠池、陝縣等地分道偷渡黃河，穿越伏牛山，一度攻陷嵩縣、洛寧、登封、臨汝、魯山、方城等地，遭國軍圍剿，復渡河回豫北[88]:162。此一全面攻勢，蘇聯原不贊同，斯大林曾透過劉少奇要中共採取游擊戰爭，暫置大城於不顧，但周恩來認為發動全面攻勢之時機已經成熟，解放軍乃於全國各地對國軍展開攻勢[15]:706-707。
此時解放軍東北有林彪，黃河下游有劉伯承，山東東部有許世友，山東西部有陳毅，河南西部有謝富治，陝西北部有彭德懷，另有羅瑞卿、徐向前等部亦在華北各地攻城掠地[15]:707。中共中央於9月1日發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提出「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戰略進攻方針；接着三路大軍躍進大別山，成「品」字形展開，態勢東攝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使蔣由進攻戰略改為防禦戰略[114]:496。9月2日，解放軍攻陷湖北麻城[15]:705。9月底，國軍分別自龍口、煙台登陸，山東戰事告一段落[88]:158。9月20日在安徽先後收復舒城、六安、廬江、桐城和霍山，9月24日及9月27日在山東先後克復莒縣和龍口，10月1日及10月5日又在山東先後克復煙臺和威海衛[15]:704-705。
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聯名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77]:8429，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之號令[114]:496。主要內容是：組成民族統一陣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內戰罪犯；實行人民民主制度；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治；沒收官僚資本，發展民族工商業；廢除封建剝削，實行耕者治其田的制度；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的條約[12]:3717。同時，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分別在中共黨內和在軍隊中開展，提高全黨、全軍戰鬥力[12]:4923。
11月23日，解放軍攻陷安徽武穴[15]:705。國軍11月1日在吉林收復永吉，11月18日在湖北收復黃梅[15]:705。為統一指揮，國民政府於1947年11月30日任命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指揮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綏遠五省軍隊[15]:706。
1947年底，蔣不得不承認「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於是又被迫由全面防禦轉為分區防禦，把戰略集團分別安在徐州、瀋陽、北平、漢口、西安五個中心戰場上[114]:496。由於蘇聯不斷援助中國共產黨，到1947年11月，美國亦恢復對國民政府援助[15]:705。12月25日至12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在陝北米脂楊家溝召開，共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以及陝甘寧和晉綏兩解放區主要負責人19人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分析解放戰爭轉入進攻後之國內形勢，指出中國人民之革命戰爭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總結軍隊作戰經驗，提出十大軍事原則，並進一步闡明革命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各項方針政策；會議準備在新形勢下奪取勝利[12]:3715。
1948年，為國軍處境險惡之一年[142]:315。從本年起，國軍在各戰場，均陷於被動[142]:315。解放軍在東北，在山西、河北、察哈爾，在山東、河南、陝西各區，都陸續舉行反攻[142]:315。由於解放軍全面反攻，及國軍不斷失利，於是各戰場形勢，都發生根本變化[142]:315。
1948年1月，國民政府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同時命令各省設保安司令部，確保各省治安[15]:706。
2月下旬，陝西戰場國軍劉戡部，由延安撤退，轉進西安時，在宜川、黃陵之間中伏，全軍覆沒，師長嚴明戰死，劉戡自殺[142]:315。解放軍陳賡部再度渡河南下，3月12日攻陷洛陽，復陷豫西各縣，擾及鄂北一帶，7月17日攻陷襄陽[88]:163。陳賡、劉伯承兩部，於春、夏先後擊滅鄧縣、鎮平、內鄉等數十萬強悍善戰之民團，消除在豫、陝、鄂邊區行動之障礙[142]:316。3月間，山東戰場膠濟鐵路西段，及周村、淄川、博山、威海衛等，全為解放軍許世友、譚震林兩部攻佔[142]:315-316。
國軍亦於撤退途中，損失甚重，從此渭河以北地區，無力控制[142]:315。4月27日，濰縣之第九十六軍覆沒，軍長陳金城被俘[142]:316。
5月，渤海膠東魯中三個戰場，解放軍把它連成一片，濟南完全陷於孤立[142]:316。
6月22日晨，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統帥之整編第六十六師和所屬第十三旅及河南保安第一、第二旅三個保安團陣亡。劉陳所部與粟裕部會攻開封，守將李仲莘戰死，攻陷開封，中原戰場儲備之武器糧草盡為解放軍所奪去[142]:316。別路解放軍粟裕部，於6月23日攻陷開封，整編第六十六師師長李仲莘陣亡[88]:163。期間華東野戰軍第一、第四、第六縱隊及兩廣縱隊和中野第十一縱隊對西援之邱清泉部使用運動防禦攻克蘭封，中野第九縱隊及豫蘇皖軍區一部襲佔中牟阻擊東援之鄭州孫元良部。華野第十縱隊中野第一、第三縱隊阻擊胡漣部於上蔡以北，華野山東兵團包圍兗州蘇北兵團攻克海州以西[142]:316。因開封為粟裕攻克，蔣隨即命整編第五師及第83師邱清泉向開封攻擊前進，以整編第七十二師、第七十五師、新編二十一旅自睢縣杞縣迂迴進至開封；華東野戰軍第一、第四、第六縱隊與中原野戰軍第十一縱隊在睢縣杞縣太康民權之間夾擊區軍團，並命中野第三、第八縱隊與上蔡地區第十縱隊和杞縣兩廣縱隊阻援。6月26日，開封復被國軍邱清泉、孫元良兵團所收復，追剿陳毅部於黃泛區，激戰十餘日，解放軍傷亡近8萬人，乃向隴海鐵路以北退卻[88]:163。第三、第八縱隊撤離開封退至通許縣，區部進抵睢杞間停止不前。開封郊外國軍與解放軍發生激戰[90]:55。繼而粟裕部伏擊區壽年兵團於睢陽，區部損失甚重，區壽年被俘[142]:316。27日夜粟裕部合圍區壽年兵團；29日晨成功將整編第75師、新編第21旅包圍於龍王店，將整編第72師包圍於鐵佛師，阻援部隊控制杞縣王固集一線夜阻援軍在杞縣以東及西南地區阻擊邱清泉。至7月1日全殲區軍團[142]:316。
在軍界，有李宗仁、白崇禧一派之桂系，仍然自樹勢力[15]:724。為統一華中各省軍事，6月底成立「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命白崇禧為總司令[15]:708。
6月30日，邱清泉部第五軍自豫東杞縣被中原野戰軍圍困之區壽年、沈澄年部，國共兩軍展開激戰；為保障粟裕、陳士榘、張震所部之睢杞作戰，中原野戰軍於是日起至7月1日在西平以西阻擊國軍吳紹周兵團，並予之以重大殺傷，迫使邱清泉整編第十八兵團向吳紹周兵團靠攏[77]:8629。解放軍自攻佔開封後，一方面學會攻城戰術，一方面增強攻堅信心[142]:316。於是解放軍之戰略戰術，都獲得重大修正[142]:316。
山東兗州為解放軍攻陷[90]:55。劉伯承於攻克開封後，旋即率部進襲襄樊，7月16日，攻下襄樊，守將康澤被俘，鄂西北盡攻陷[142]:316。至此國軍中原戰場防禦體系，已支離破碎[142]:316。7月以後，形勢日趨嚴重[88]:164。
毛澤東在1948年8月稱「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144]:135晉冀察邊區和冀魯豫邊區已經打通，到8月間合併為華北解放區，而且到7月以後，華北、華中兩解放區已在江淮河漢間造成併肩作戰之整體[15]:708。兩年內戰後，蔣190萬正規軍被分別牽制在東北、華北、華東、中原、西北五個戰場上[114]:497。
國共決戰編輯
戰爭第二年，解放軍殲滅國軍152萬人，並攻克大批國軍重點設防城市，為與國軍戰略決戰創造條件[12]:4923。
蔣於1948年8月上旬召開南京軍事會議[145]，決定實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並準備撤出東北，確保華中，企圖收縮戰線，集中兵力，依託戰略要點之堅固陣地堅守防禦，同時組成強大兵團機動作戰，以攻為守；為此，裁並綏靖區，減少機關，擴大機動兵團，並在大後方加緊二線兵團編組訓練[114]:497。國軍不斷失敗，軍事上及政治上信心逐漸動搖，加以金圓券改革不過一月，即又開始貶值，於是敗北主義更加盛行於文武百官之間[142]:316。在戰略指導上，蔣以中原戰場為全戰局之樞紐，為集中兵力確保華中，決定堅決保持三角（即徐州、漢口、西安）、四邊（即隴海鐵路、兗州以南津浦鐵路、鄭州以南之平漢鐵路及寶雞至成都公路）、十三點（即開封、鄭州、濟南、商邱、南陽、襄陽和樊城、確山、信陽、漢中、安康、鍾祥、宜昌、合肥），形成東西呼應[114]:497。
1948年9月16日，解放軍集中兵力10餘萬圍攻濟南，因國軍第八十四師吳化文部叛變，至25日城陷[88]:163。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90]:56。陳毅、粟裕等部圍攻濟南，正當戰事發展至高潮時，吳化文軍在城外陣前譁變投向中國共產黨[142]:316。濟南國軍所部10餘萬人全部解甲[142]:316。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軍連續進行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殲滅國軍主力，解放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12]:4923。
1948年春，東北人民解放軍林彪部連續在東北發動七次攻勢，2月7日攻佔遼陽，2月26日攻佔營口，3月14日攻佔四平街，3月19日攻佔永吉，國軍集中兵力堅守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地區，補給全賴空運接濟，因運輸量有限，三地食糧燃料奇缺，長春每日餓斃者不下百人[88]:162。
9月中旬，林彪部猛攻錦州及義縣，企圖切斷國軍關內外聯繫[142]:317。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貽誤戎機，大為解放軍所乘[88]:162。
10月16日，解放軍攻克錦州，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兵團司令盧濬泉及所部數萬人，除傷亡外，全部被俘[142]:317。10月17日，長春守軍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所部投向中國共產黨[142]:317。10月18日蔣飛臨瀋陽，指示東北作戰計劃，仍未能迅速挽回頹勢[88]:162。10月23日，解放軍攻陷長春，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被俘[88]:162。新編第七軍軍長李鴻等亦率部投降[142]:317。10月28日，廖耀湘兵團在彰武打虎山被圍殲，廖被俘[142]:317。
11月2日，解放軍攻陷瀋陽，衛立煌先期飛北平，部分國軍突圍撤至營口，經海運南下，東北盡失，國軍先後犠牲精銳達30萬人[88]:162。國軍自瀋陽、營口撤出東北[90]:56。瀋陽守軍周福成，率部投向中國共產黨[142]:317。接著解放軍相繼開入東北各要津[142]:317。
先是國軍鑒於東北全盤失敗，故將關內各戰場孤守據點之兵力儘量撤回，以圖縮短戰線[142]:317。秋後，鄭州至連雲港間各孤點盡行放棄，準備退守江南[142]:317。但中途遭解放軍牽制，以致行動暴露[142]:317。11月，解放軍進攻徐州[90]:56。國府任命劉峙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總指揮，自動放棄鄭州、開封等據點，調動40萬重兵與之決戰[88]:163。
11月初，粟裕及劉伯承兩向徐蚌地區發動攻勢[142]:317。雙方大戰展開，因國軍彼此缺乏聯絡，未能盡量發揮作戰功效[88]:163。黃百韜兵團原定11月5日開拔，向大運河以西撤退[146]:305。11月8日，第三綏靖區司令何基灃、張克俠率部譁變[142]:317。遂致國軍在徐州北部防線開了一個缺口，由山東南部地區南下之解放軍粟裕部，便輕易迅速通過缺口，於11月9日直插到徐州東側，擋住黃維兵團退路[146]:305。夥同原在南面之陳毅主力，對黃百韜兵團兩面夾擊[146]:306。11月14日，東線黃百韜兵團被解放軍粟裕部包圍於碾莊附近[88]:163。11月22日，江蘇邳縣之碾莊失守，司令官黃百韜自殺殉職[90]:57。
當碾莊戰役惡化時，國府急調華中黃維兵團（約15萬人）趕往支援[142]:317。黃維部行至宿遷雙堆集[142]:317。11月24日起，杜聿明指揮邱清泉、孫元良兩兵團，由徐州出動，連續幾天向南攻擊，由於解放軍憑藉工事，頑強抵抗，進展緩慢[146]:325。由固鎮北攻之李延年兵團，情形也一樣[146]:325。12月1日，蔣召見第十二兵團副司令胡璉，令其立即飛赴雙堆集，協助黃維指揮[77]:8741。
11月27日，南線黃維兵團被解放軍劉伯承部包圍於蒙城、澮河、渦河之間雙堆集，至12月6日所部瓦解，黃維被俘，副司令官胡璉突圍以出[88]:163。12月15日，除胡璉率領一部突圍抵蚌埠外，黃維兵團全部被殲[142]:317。
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彌、孫元良3個兵團及徐州機關和部分青年共30萬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77]:8740。12月1日，徐州剿匪副總司令杜聿明率孫元良、李彌及邱清泉等兵團向西轉進[142]:317。徐州國軍為避免包圍，於12月2日自動棄城南撤，至永城東北之青龍集、陳官莊間地區，遭粟裕麾下解放軍30餘萬要擊，傷亡極眾[88]:163。
12月6日當晚，孫元良兵團全部被打垮[146]:338。孫元良和兩個師長突圍而出，兩個軍長、師長被俘，部隊大部潰散，勉強收容幾千人，編成一個師，撥歸邱兵團第七十二軍[146]:338。自12月19日起大雪紛飛，一直下了十多天，空投大受影響[146]:338。時值天氣嚴寒，連日雨雪，加以國軍掩護大批隨行難民，接濟困難，遂感不支[88]:163。1949年1月6日，解放軍看見招降無效，就發動猛烈總攻[146]:338。苦持至1月10日，解放軍挾大規模兵力進攻，國軍陣地卒被突破，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杜聿明被俘，兵團司令邱清泉身亡，李彌、孫元良等突圍以出[88]:163。解放軍使用運動戰進攻突破國軍人海戰術陣地，李彌、孫元良全軍覆沒僅以身免[147]。國軍所部連機關眷屬共40萬人，除戰鬥身亡外，全部解甲[142]:318。此役，雙方參戰人員共100多萬人；經2個月以上之激戰，國軍所有精銳部隊，損失幾盡[142]:318。解放軍總共傷亡13.4萬人[148]。自此以後國軍陷入於絕對劣勢中[142]:318。解放軍乘勢往南攻陷蚌埠、臨淮等地，進而威脅南京[88]:163。